一大早，筆者收到Z同學的來信。他說：我已經找到頂崗實習單位，而且這家單位不錯，待遇可觀。昨天公司已經明確要求我去復工上班?，F在遇到的疑惑是，學校明令禁止，暫停一切實習。那么問題來了：我聽學校話，不去報到上班，則面臨著錯失這份好工作；我聽企業話去報到上班，違反了學校規定，又要被處分。那么，我該如何抉擇？
另一位F同學來信：我想問一下，我是頂崗實習的學生，1月已經在外租好了房，但現在學校暫停了頂崗實習，導致既不能去工作還要貼本交價格不菲的房租，壓力巨大。我該怎么辦？
疫情之下，這兩位同學的糾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實，讓學校和老師也備感糾結。
1月底，學校根據省教育廳、市教育局的文件，從切實保證學生生命健康安全的角度，特別明令，防疫期間，暫停任何形式的學生實習和學生兼職工作。在戰“疫”關頭，防控就是命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沒有例外可言。這是個底線，必須無條件地守住守牢。
但是，問題來了。筆者所在的省區已經將疫情防控級別從一級響應調整到二級響應，很多企業隨之復工、復產。有關工商管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紛紛為復工復產企業“搖旗吶喊”，希望助力企業渡過抗疫期間“員工無法按時返崗”造成的人力資源急缺“大難關”。
政府有關部門、相關企業的“需求側”已經發出了強烈的“求助信號”，企業甚至直接打電話給學校的準畢業生，鄭重承諾確保做好防護、鐵定漲工資、大幅提高福利。但是在一些教育部門、學校、學生這個“供給側”，因為系統內的“禁令”并沒有解除，“禁止實習”的“金箍”還是牢牢地套在學校、老師和學生頭上，學校不敢有半點松懈，老師不敢有半字松口。因為從現實的情況看，復工復產企業里，由于情況復雜難辨，所以一旦學生因此被感染，學校、老師誰都負不起這個責任。
總體上說，基于高職人才培養的規格定位，高職院校學生一般都在畢業的那個學期開展半年的頂崗實習。實際上，這種半年頂崗實習與未來就業具有高度的鋪墊性、協同性和關聯性。根據統計，約八成的頂崗實習單位就是高職生畢業后的第一個就業崗位。一般來說，學生在春節前那個學期末，就落實好了自己的頂崗實習、就業單位。
相對而言，珠三角的企業從規模效益上，都算比較優質。只待春節一過，這些企業開工，學生就會帶著準職業人的夢想，走向職場，奔赴崗位，開展實習就業一體化的頂崗工作。在這個語境下，高職學生的頂崗實習情況往往就代表著未來就業情況。
“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是黨中央對于防控工作的總體要求。筆者建議，每個學校、每家企業的情況都會有所不同，有關部門的政策還是應急學生之所急、企業之所急，在強調安全的前提下，不搞一刀切，“放、管、服”相協調，充分發揮、引導學校、企業和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允許一校一策、一專業一策、一企業一策，甚至一生一策。有關教育部門的職責是做好頂層設計和指引、監督，比如建立防疫期可實習的具體標準、實施頂崗實習條件評估和申報審批制度，從而實事求是地把學校、企業和學生的“糾結”一一解開。學校應該與企業同心同德，采取切實措施，把學生防疫和頂崗實習以及企業復工復產安排好。（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