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高等院校大規模擴招，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部署，也是應對國內外新形勢新挑戰的重要政策抓手。2019年高職百萬擴招錄取工作已結束，總體情況良好，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和矛盾：
其一，各地擴招完成率及院校專業分布差異大。本次擴招時間緊、任務重。有部分省市包括一些職教大省未能完成招生任務；從院校和專業情況看，一些名校、強校和熱門專業報考人數較多，不同地區院校、同一地區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專業、公民辦院校之間招生都存在冷熱不均的情況。
其二，非傳統生源對象報考積極性不高。“退、下、農”等四類人員普遍年齡偏大，且部分已婚，出于機會成本和費用支出等考量，整體報考意愿偏低。如，某省一階段擴招，普通高中和中職畢業生占錄取人數的98.7%，四類人員占比僅為0.3%；另一省域四類人員計劃招生5000人，實際報考人數僅1200余人。
其三，部分高職院校存在急功近利行為。一些院校降低選拔標準，表面“寬進”，實則無序招生、搶占生源，甚至公然承諾只要報名就能返還費用、包通過等，借機攬學費、要撥款，學生則變相花錢買文憑；還有一些學校為完成任務，照抄照搬上級政策和其他院校政策，招生目標不明確。
其四，擴招后部分院校資源難以承載新增生源。一些院校教室、宿舍、食堂、實習實訓場所等硬件設施被新增生源攤薄，既無法滿足實際需要，又不符合辦學標準。師資尤其是“雙師型”教師緊缺，按平均師生比1∶18計算，擴招后全國高職院校共缺5.5萬名教師，如考慮每年自然減員約1萬人，則有6.5萬缺口。
深入做好新一輪擴招工作，需要進一步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牢牢把握“標準不降、模式多元、學制靈活”原則，建立健全常態化、長效化的擴招工作機制，充分發揮高職擴招“穩就業，促發展”的政策功效，推動高等教育普及化和職業教育“類型化”的轉型發展。
一要合理確定擴招人數，科學安排擴招時間。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要充分研判疫情影響下的就業形勢，結合現有辦學資源情況，逐年合理確定擴招人數，非控專業的招生人數應以院校自報為主。科學安排不同類型及不同批次招生的時間和節奏。結合產業鏈調整情況，除繼續挖潛中職生源和“四類人員”外，適當擴大有接受高職教育意愿的產業職工招生比例，從源頭上緩解不同地區、院校及專業之間的招生失衡情況，遏制院校擴招的短期行為。
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消除生源后顧之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放寬擴招戶籍限制，為“四類人員”就近報考入學創造便利。加大對“下”、“農”兩類人員的財政補貼，對職業技能突出者免除全部或部分學費。教育、退役軍人、人保和農業農村等部門，應加強政策宣傳力度，開展聯合辦公，提供招考一站式服務，全方位做好擴招咨詢及相關服務工作。
三要加強配套設施建設，盤活存量教育資源。各地教育部門會同財政部門按照彈性學制的教學基本要求，根據實際擴招人數給予教學及生活設施基建專項補助。教育部門要敦促院校按擴招后生師比，加大“雙師型”教師引進和培養力度，并鼓勵院校間教學生活設施開放共享。鼓勵院校借鑒疫情期間的做法及經驗，創新教育教學形式。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社會培訓機構為“四類人員”提升文化素質提供培訓服務。
四要試點職業高校建設，探索職教發展新路。教育、人社等部門可以《職業教育法》修訂為契機，以高職擴招為抓手，遴選一批職業院校開展“職業高等學校”試點建設。整合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從設置標準、招生考試、教育教學、畢業就業、評估標準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探索更具職業教育特點、有別于普通高等學校的“職業高等學校”新序列建設，推動整個職業教育向“類型教育”方向轉變。（胡衛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上海中華職教社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