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研究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職業教育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到支撐中國夢的實現，從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到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從計劃培養到面向市場辦學，從強調規模發展到規模質量并重，從單一學歷教育到面向人人的終身教育，從缺少專門法律到依法治教，從學習借鑒到貢獻中國方案，不斷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之路。
關鍵詞：職業教育；中國特色；現代化
作者簡介：米靖（1975—），內蒙古固陽人，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職業教育學、教育史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對職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成為國家戰略，現代職業教育思想和體系加快形成，有效地助力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升級，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現代化之路。
一、職業教育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到支撐中國夢的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始終強調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不斷確立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職業教育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支撐。
（一）恢復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改革開放步伐啟動之時職業教育得到了恢復發展，國家提出要推動構建與社會主義經濟和發展需求相適應的現代職業教育，強調職業教育對于培育支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優質技術技能人力資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改革開放到21世紀初期，國務院先后召開或批準召開6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并分別于1991年、2002年和2005年3次以國務院的名義正式發布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歷次會議和上述決定都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出發，確立職業教育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工作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加強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逐步探索并走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之路。
隨著時代的變化，發展職業教育的政策出發點持續“轉話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臺的政策，更多地強調職業教育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職業教育的重大政策越來越視職業教育為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推進社會公平和諧發展的重要性得以肯定，不斷承認其面向人人、事關民生的價值所在。通過發展公平、優質的職業教育來培養培訓高水平技術技能人才，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夯實人力資源基礎。
（二）將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后，黨中央更加重視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和現實高度，多次就職業教育做出全面、系統的重要指示，就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提出明確要求，將職業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速了我國職業教育現代化進程。
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做出的重要指示，集中從四個方面指明了發展方向，闡明了現代職業教育的重要內涵、作用、職責和重大使命，首次揭示了職業教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堅實人才保障”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指出職業教育與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緊密融合、不可分割的本質規律，賦予了職業教育前所未有的時代使命和歷史價值。
國務院于2014年6月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是落實職業教育實現“中國夢”使命的里程碑，為我國新形勢下推進現代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指明路徑和提出了要求。此次會議，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進一步明確推進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戰略思路、工作方針、發展目標、辦學方向、培養目標、發展方式、辦學機制和保障措施。并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目標和內容進行了全面系統地規劃，由教育部等六部門共同編制發布了我國首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始終堅持將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和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同部署、同推進，通過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高國家技術技能人才培育能力，提升產業人力資源水平和質量，職業教育不斷為“中國夢”地實現，提供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支撐。
（三）開啟新時代職業教育支撐中國夢的新征程
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職業教育是實現教育強國，推進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根基。至此，開啟了新時代職業教育發展的新征程。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該方案于2019年1月4日由國務院正式印發，是新時代職業教育深化改革發展的綱領和藍圖。
新時代歷史的起點上，面臨新的矛盾和挑戰，同時具備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基礎與條件。通過全力貫徹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構建現代職業教育的類型體系，補足在職業教育本科層次、研究生層次的發展短板，培養和培育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持續筑牢職業教育質量根基，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不斷提升職業教育服務國家戰略的能力，為廣大青年人提供更多人生出彩的機會，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二、職業教育從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到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著力加快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形成職業教育內部相互銜接，并與普通教育、繼續教育融合溝通，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培育并舉的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最大規模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一）夯實中等職業教育基礎地位
20世紀80年代，我國以調整高中階段教育結構，推動中等職業教育快速發展，奠定了職業教育體系基礎。同時，為了全面支持農業改革、服務農村經濟發展、推進農村教育改革，國家明確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的基本方案，強調要實行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統籌”，將發展農業高中作為工作重點，要求普通中學設置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強化縣級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和初級職業中學，全面加強了對農村發展急需和實用型的“短、平、快”致富人才的培養和培訓。當時的“三教統籌”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有力支撐了我國農業的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進一步調整職業教育結構，在全國推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不斷加強以農村為重點的基礎性初等職業教育和以經濟發達地區為重點的高中階段職業教育。據統計，1997年的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為17 000余所，在校生超過了1 000萬人，占高中階段全體在校生數的60.4%[1]。
（二）加快推進高等職業教育發展
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應運而生的是以面向地方、服務經濟、培養技術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職業大學。1980至1984年，全國共興辦了82所短期學制的職業大學。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技術院校”的發展目標，這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到1990年，全國短期職業大學的數量達到114所，以初中畢業為起點的五年制高等職業教育試點學校共有5所，在校生數量達到了8萬人。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進入重要的發展時期。原國家教委1991年1月批準建立了邢臺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標志著高中起點的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正式創立。1994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創造性地提出“三改一補”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方針，使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政策發生重大轉變。1998年，教育部提出“多渠道、多規格、多模式發展高職教育”，將舉辦權不斷下放，高等職業教育進入快速發展期。截至1998年，我國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已達101所，招生6.28萬人，在校生14.86萬人，分別比1985年增長了52%和58%[2]。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通過大力發展中等、高等職業教育，初步構建起職業教育體系，為全面推進和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
（三）建立和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構建和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始終是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主題。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要建設“職業技術教育體系”的目標。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國務院于2002年首次提出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并于2005年提出要自主發展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做出重要指示。國務院確立了分兩步走，到2020年建成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該體系的核心體現為“適應發展需求、產教深度融合、中職高職銜接、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五大方面。當前，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目標清晰明確，實踐探索成果令人矚目，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與開發體系，中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辦學規模均占高中階段、高等教育階段的半壁江山，本科層次的應用技術大學得以建立并持續發展，大規模培養技術技能人才能力持續增強。
二是以《職業教育法》為基礎的職業教育法律法規和制度標準體系不斷完善，形成依法治教、規范辦學、靈活開放的體制機制和辦學格局。
三是產教深度融合體制機制持續加強，專業設置更加適應產業發展需要。建立一個國家現代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示范區，一個國家職業教育創新發展高地，11個國家職業教育改革試驗區；成立62個職業教育行業指導委員會；連續舉辦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12屆；推進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建成1 300個職業教育集團；遴選并建設現代學徒試點單位300余家。按照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需求，建立職業學校專業設置動態調整機制，更加適應產業發展需求。
四是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日益完善，健全職業教育內外部質量評價體系，形成國家、省市和學校三級質量年度發布機制。教育部推動職業院校建立內部教學工作診斷與改進制度，強化職業院校質量主體責任和辦學質量年度報告發布制度；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出臺中等、高等職業院校辦學能力評估暫行辦法，委托第三方機構基于學校數據和省級評估報告進行辦學質量評估。
三、職業教育從計劃培養到面向市場辦學
伴隨著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職業教育不斷確立面向社會和面向人人的發展目標，其辦學思想、辦學方向、辦學體制機制和辦學模式都在發生著根本性轉變。
（一）突破計劃經濟模式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國家高度重視職業教育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職業教育發展的辦學指導思想不斷由高度計劃向適應市場化需求轉變。辦學理念也日益突破重知識傳授、輕技能培養，模仿普通教育，忽視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要求的局限，不斷探索職業教育服務社會和服務受教育者雙重發展的規律。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目標的確定，職業教育由所謂“關門辦學”不斷轉變為面向經濟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辦學。1993年出臺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職業學校要走依靠行業、企業、事業單位辦學和社會各方面聯合辦學、產教結合的路子。1999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更加明確了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必須是“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教育內在規律相適應、不同類型教育相互溝通、相互銜接的教育體制”。至此，職業教育面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辦學的方針得以確立。
（二）走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之路
進入21世紀，2002年至2012年，面對職業教育的重大轉折與變革，職業教育確立了新的辦學思想，即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辦學，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模式，探索并開展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不斷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持續提升職業教育質量。
職業教育在辦學方向上，確立了四個面向，即面向社會、面向市場、面向企業、面向農村，國家將推進職業教育發展與繁榮經濟、促進就業、消除貧困、維護穩定與和諧的任務密切結合起來，不斷提高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并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使職業教育服務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和方向更加明確、全面和具體。
各級政府將職業教育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發展規劃之中。在管理層面，實行了“在國務院領導下，分級管理、地方為主、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的管理體制，采取“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在教學層面，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培養模式成為我國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根本性舉措。
職業教育的辦學體制機制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速，日益從最初的辦學主體單一、辦學形式簡單、辦學經費來源狹窄、辦學管理條塊分割，持續向政府主導、行業主辦、企業主體、教育主管的多元化管理體制機制轉變。
（三）深化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明確要求著力提高教育質量，推動內涵式發展，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對職業教育發展提出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對職業教育辦學方向提出“要樹立正確人才觀，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著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努力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3]的要求，將職業教育辦學思想引領到歷史新高度。
職業教育辦學方向實現重大轉變，既強調面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也強調面向受教育者的持續發展。黨中央、國務院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助力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強調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提高國家技術技能人才培育能力，全面提升產業人力資源水平和質量。2014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確定職業教育辦學方向的新內涵為“服務發展、促進就業”，在繼續強調“服務”的同時，將“發展”擴大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雙重發展”，堅持面向市場、面向社會、面向人人；在繼續強調“就業”的同時，科學定位了職業教育在“就業”中既要促進解決就業總量和結構性矛盾，還要促進受教育者提升就業創業能力和職業生涯持續發展能力的“兩個促進”[4]。
職業教育經費保障水平持續提升，經費投入逐年增長。教育部、財政部等部門在2014年和2015年，先后就高職院校和中職學校生均經費撥款標準進一步做出明確規定，形成了職業院校經費穩定投入機制。在堅持依法落實政府財政投入，拓展職業教育經費來源的同時，加大對老少邊窮島地區的傾斜，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傾斜，對職業教育發展薄弱環節、關鍵領域的傾斜。中職學校免學費、助學金覆蓋范圍分別超過90%和40%的學生，高職獎學金、助學金覆蓋范圍分別接近30%和25%以上的學生[5]。
職業教育持續落實《職業教育法》，夯實教育行政部門對職業教育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宏觀管理的職能，明確人社部門負責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實施與管理的要求。與此同時，充分發揮職業教育部門聯席會議制度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打破職業教育條塊分割、多頭管理的格局。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體制機制不斷深化。黨的十八大之后，職業教育發展模式被高度凝練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無論從宏觀到微觀，還是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深化職教改革創新的邏輯主線越發清晰。鼓勵行業企業及社會力量參與舉辦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校企合作辦學、行業辦學、個人資本辦學、校企政合作辦學、股份制辦學等多元化辦學機制逐漸形成；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訂單培養和現代學徒制等人才培養模式得以落實。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切實健全政府、行業企業和社會力量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的體制機制，持續增強職業教育的發展活力。
職業教育在新時代實現辦學思想的根本性轉變，必須由追求量的發展向質的顯著提升轉變；由參照普通教育辦學向行業企業參與專業特色鮮明的類型教育轉變；由政府舉辦為主向政府統一管理，社會多元辦學的格局轉變，確保職業教育面向社會、面向人人的辦學思想得以持續落實。
四、職業教育從強調規模發展到規模質量并重發展
我國在建成世界最大規模職業教育體系的同時，始終將職業教育的內涵提升與質量發展并重，走出了一條規模與質量同步發展、同步提升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一）奠定職業教育發展規模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職業教育事業十分薄弱，難以滿足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對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動職業教育規模化發展并且保持穩定規模成為首要、長期的任務。
根據統計數據，1978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僅有4 700多所，當年招生數為70.4萬人，占高中階段全部招生總數的6.1%，在校生只有130萬人；2018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已經發展到1.02萬所，招生規模為557.05萬人，在校生數達到1 555.26萬人，中等職業教育的招生規模占高中階段招生總數的41.27%[6]。
高等職業教育從無到有，發展迅速，不僅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而且成為中國對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獨特貢獻。自1980年原國家教委批準建立13所職業大學起，到2018年，全國高等職業學校達到1 418所，當年招生數為368.83萬人，在校生達到1 133.7萬人，分別占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數和在校生數的46.6%和40%[4]。
2018年，全國職業院校1.17萬所，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招生數共達到928.24萬人，在校生數接近2 685.54萬。與此同時，各地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全國職業技術培訓機構達到9萬多所，每年開展各類培訓超過1億人次，有效地滿足各類人群的學習和培訓需求[7]。
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職業教育建成世界上最大體量的職業教育體系，累計培養億萬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為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二）穩定規模的基礎上發展更高質量職業教育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推動中等職業教育大規模擴張，加快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全面落實和確保職業教育走內涵式發展道路，持續提升辦學和人才培養質量。
2002年到2012年，職業教育落實以人為本理念，持續加強德育工作，創新培育技術技能人才模式，以示范校和實訓基地建設為抓手，著力提升職業院校辦學的基礎能力，創造性地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積極推進師資隊伍建設。2010年正式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目標是“把提高質量作為重點”，這是經過長期探索和實踐形成的職業教育發展經驗。
黨的十八大之后，對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提出的根本要求同樣是“著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8]，全面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全力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貴州省機械工業學校時，勉勵同學們要立志追求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技高一籌的境界，這是對職業教育優質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的期許和要求[9]。為此，培育工匠精神成為當前加快職業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培育大批“德技并修”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讓工匠精神滲入每件產品的每道工序，使中國制造不僅物美價廉，而且品質卓越，已經成為職業教育的核心目標。
當前，通過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持續完善人才培養體系、不斷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打造高水平雙師型教師隊伍，大力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推動職業教育實現由追求量的發展向質的顯著提升轉變，已經成為新時代職業教育馳而不息的重要發展任務。
五、職業教育從單一學歷教育到面向人人的終身教育
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需求，建立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學歷體系，實現技術技能人才的系統培養。同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推動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繼續教育相互溝通，建立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立交橋。
（一）職業學校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大力恢復、新建和發展中等和高等職業院校，持續發揮中等職業教育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基礎性作用和高等職業教育在優化高等教育結構中的重要作用，使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緊密銜接，我國構建起中職、高職、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招生和學歷體系。
職業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初高中畢業生提供了接受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目前，全國共有近1.2萬所中職學校，1 300多所高職學校，年招生總規模1 000萬人，在校生近3 000萬人[7]，具備了滿足廣大青年接受良好教育需求的能力。與此同時，按照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要求，推進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的協調發展，構建技術技能人才積累體系，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技術技能型特別是高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二）實行學歷教育與培訓并重并舉
隨著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調整，黨中央、國務院破除職業教育封閉辦學的局面，強調面向社會、面向人人辦學，實現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全日制與部分時間制、職前與職后教育的相結合，職業教育日益成為真正的全民教育、終身教育，其服務社會和受教育者發展的功能更加健全。
近年來，職業教育不斷深化招生制度改革、拓寬招生范圍，持續擴大服務人群，不僅面向適齡學生，還把未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農民、新生代農民工、退役軍人、失業人員均納入到職業教育的服務體系，擴大招生范圍和規模；同時，重點關注弱勢群體，如家庭經濟困難人群、殘障人士以及服刑期滿釋放人員等等。職業教育的服務區域覆蓋了東中西部、城市農村。21世紀初開始，更是著重強調面向農村、面向西部的招生重點。據統計，全國職業院校廣泛開展面向農民、農村轉移勞動力、在職職工、失業人員、殘疾人、退役士兵等的各類培訓，每年培訓上億人次。
為了確保職業教育的公益普惠得以落實，國家全面推行貧困家庭學生助學金、獎學金、學費減免、助學貸款或延期支付學費等制度，不斷擴大資助政策覆蓋范圍和提高資助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職業教育同步推進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和培訓的發展，直接面向經濟建設第一線，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多種需求，支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三）搭建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立交橋”
長期以來，發展職業教育推進終身學習得到不斷強化，打通“立交橋”，突破“斷頭路”，取消“天花板”始終是職業教育的發展目標。2014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以終身學習理念為指導，要求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推動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對接，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畢業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對接，職業教育與終身學習對接”，“加強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溝通，為學生多樣化選擇、多路徑成才搭建‘立交橋’”。
通過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從縱向來說，持續推進兩個方面即學歷教育的縱向貫通和職業資格培訓與鑒定體系的縱向貫通；從橫向來說，持續實現基礎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與鑒定體系的橫向融通，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學歷和非學歷教育的結合。逐步為受教育者打通從中職、高職、本科到專業學位研究生的人才成長通道；搭建起普教與職教間共聯、互通的立交橋；拓寬勞動者接受繼續教育、參與培訓鑒定、持續實現終身學習的成長空間。
六、職業教育從缺少專門法律到依法治教
我國職業教育的法制建設經歷較長的發展期，從長期欠缺專門法律到逐步構建起較為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落實了舉辦職業教育有法可依和依法治教，形成了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一）欠缺專門法律、依靠政策和行政力量推進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教育與全國教育總體發展形勢基本相同，走過了一段欠缺專門法律依據，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力量進行調控和管理的發展階段。自1978年，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發布《關于全國技工學校綜合管理工作由教育部劃歸國家勞動總局的通知》[（78）教計字096號（78）勞計字005號]起，直到1996年的18年間，中央層面相繼印發涉及管理體制、中等教育結構調整、領導班子調整、學校基金、中專校從屬關系變革、學校人員編制標準、經費問題、中職校設置辦法、農村青年不包分配、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職業資格證書規定、試辦五年高職班等眾多涉及職業教育的政策文件，對全國職業教育進行政策調控和行政管理，但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作為依據，規范職業教育管理和辦學。在沒有專門法律條件下，出臺政策成為我國調控和管理職業教育的最主要手段，也成為一段時間內的時代特征。然而，從長遠發展來看，重政策輕法律，重管理輕治理，弊大于利，出臺專門法律對職業教育發展保駕護航是現實所需和時代所趨。
（二）職業教育全面實施依法治教
1996年5月15日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正式審議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同年9月1日開始實施。這部法律是我國職業教育進入法治化軌道的一個重要標志，正式以國家立法的形式確立了職業教育在我國現代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規定了職業教育的基本制度，確定了職業教育體系，明確了職業教育實施和保障條件，為推動職業教育事業發展奠定了法治基礎。《職業教育法》的頒布實施，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職業教育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和發展。
國務院加強對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于2004年建立了教育部等六部門的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先后出臺《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2002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2014年）、《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2014年）和《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2018年）。
職業教育國家教學標準體系基本形成。包括2個目錄，即《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及其設置管理辦法和《高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及其設置管理辦法；230個中職專業教學標準和410個高職專業教學標準；9門中職公共基礎課教學大綱、9門中職大類專業基礎課教學大綱；70個職業學校專業（類）頂崗實習標準以及9個專業儀器設備裝備規范等。其中，高職專業教學標準、頂崗實習標準、儀器設備裝備規范從無到有，填補了我國職業教育史上的空白。
全國各地持續加強地方職業教育的立法工作，紛紛出臺職業教育方面的地方法規，21個省（區、市）制定了職業教育條例、實施辦法，4個省制定了中等職業教育條例。
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職業教育法》為引領，涵蓋學校設置、專業教學、教師隊伍、學生實習、經費投入、信息化建設等一系列制度和標準。職業教育法律法規、政策標準體系基本建立，從“參照普通教育做”走向“依據專門制度和標準辦”，依法治教、規范辦學的體制機制日益健全完善。
七、職業教育從學習借鑒到貢獻中國方案
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通過向世界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職業教育經驗，持續縮小中國職業教育與國際職業教育之間的差距，不斷提高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和競爭力，打造并輸出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品牌。
（一）引進世界先進經驗
1985年《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中國教育事業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在許多方面本來已經縮小的差距又拉大起來”，加強同世界各國和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成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職業教育的重要任務。
持續引進先進的職業教育辦學及課程模式，推進職業教育改革。20世紀80年代引進德國雙元制、國際勞工組織模塊式技能培訓（MES）,90年代引進加拿大能力本位教育（CBE）；21世紀初引進澳大利亞TAFE、英國BTEC和德國的行動導向職業教育課程模式等。同時，在較大范圍內推進中外職業教育合作項目，如先后進行的1988年東北和華東地區6城市德國“雙元制”職教模式試點、1991年中加高中后職業技術教育合作項目(CCCLP項目)、2002年中澳(重慶)職業教育與培訓項目等等。與此同時，積極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政府間項目，資助設立職業教育研究機構和研究項目，開展職教師資培訓，合作開發人才培養培訓標準及相關認證體系等等。
進入21世紀后，我國職業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成為中國教育對外交流合作成果豐富的領域。一是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承辦世界性職業教育會議，為交流合作搭建平臺，比如，第三屆國際職業教育大會、世界職業教育院校聯盟會議等；二是積極推動區域職業教育共建共享，比如，在貴州定期舉辦中國——東盟職業教育國際論壇，在廣西定期舉辦中國——東盟職業教育高峰論壇，服務東盟職業教育發展；三是積極推動職業院校協同中國企業到國（境）外辦學。
目前，中國政府在職業教育領域已經與30多個國家、10余個國際組織建立了比較密切的交流合作關系，在政策對話、人員互訪、校際交流、人員培訓、技術培訓、課程開發、學校建設、科學研究等眾多領域形成了良好的互動機制。
（二）積極開展本土化實踐
在吸收引進職業教育國際先進經驗的同時，持續推進和加強國際經驗的本土化實踐。
吸收國外職業教育先進理念，開發體現國際水平的專業教學標準。2012年，教育部出臺《關于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開展職業教育部分專業教學標準開發試點工作的通知》，由上海市和天津市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開發部分專業教學標準。“十二五”期間，上海開發了52個國際水平專業教學標準，天津完成了50個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的開發。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的開發，以職業能力標準的國際對接為基礎，以國際水平跨國企業人才要求為目標,以體現國際發展趨勢的專業課程開發為核心，以教學條件的國際化水平建設為保障,以國際權威職業資格證書為引領。
引進借鑒國際職業教育模式，形成卓有成效的本土化成果。在向世界學習職業教育先進經驗的過程中，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的本土化尤為顯著。從1983年，教育部與德漢斯·賽德爾基金會正式簽署合作協議以來，中德職業教育領域的合作涉及到科研、師資培訓、院校合作等多個領域。
（三）推動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
我國職業教育的對外“走出去”，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起步，以輸往亞非國家為主，主要涉及課程、師資培訓和留學生培養。1994年9月，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建立了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舉辦亞非國家地區間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班。
進入21世紀，在堅持引進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相繼在對外技術援助、招收留學生、境外辦學、服務境外企業等方面取得進展，開啟了職業教育國際化新征程。2001年，我國與埃塞俄比亞政府教育部簽署《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教育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于職業技術教育合作的協議》，先后派出專家50多人次，對當地職業教育提供長期支持和幫助。2003年，教育部在天津工程師范學院掛牌成立“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對非洲、西亞、東歐職業教育管理官員、師資、學生等開展培訓。2008年，同濟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與德國經合部啟動職教與培訓亞洲區域合作平臺項目，對泰國、老撾、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職教教師進行培訓。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更加積極地實施“雙向互動”的國際化戰略，支撐“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探索職業教育“走出去”發展新模式。2015年12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同意在有色金屬行業開展職業教育“走出去”試點的函》（教職成廳函[2015]55號），同意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依托全國有色金屬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將中國有色礦業集團作為試點企業，在有色金屬行業開展職業教育“走出去”的試點工作，次年10月，確定8所職業學校作為首批試點項目學校，共同開展試點工作。
“魯班工坊”是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品牌項目。2016年3月，由天津首創并在海外設立首個“魯班工坊”正式揭牌，在發展中形成了從中等職業學校到高等職業院校再到本科院校，從技術技能培訓到學歷教育全覆蓋的職業教育輸出體系。2018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明確提出未來要在非洲設立10個魯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職業技能培訓[10]。到目前為止，天津已經在亞洲、歐洲和非洲建立了10余個魯班工坊，為當地職業教育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發展動力。
近年來，職業教育在與國際廣泛交流的同時，不斷向世界發出中國職業教育的聲音，中國職業教育正以開放和自信的姿態走向世界舞臺。
改革開放以來職業教育的發展跌宕起伏，支撐著國家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之路，積累的發展經驗彌足珍貴。當前，中國職業教育應當以前所未有的歷史自信、全球視野和國際胸懷，堅實地扎根中國大地，服務新時代、履行新使命、開啟新征程。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