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普職比1:1是我國教育的基本國策，是一道不容跨越的紅線。但這條紅線并非嚴密科學論證的結果，而只是對外國經驗“模糊”的借鑒。直接的參照系可能來自德國。上個世紀80年代，據說當時西德的職業學校學生占同齡青年的70%以上，而我國不到30%，就據此認為根據我國的“國情”這一比例應提高到50%。至此以后，這個比例就成為推動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實際動力源，并成為衡量職教發展業績的重要指標。
然而，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規模一直呈繁榮滑坡、滑坡繁榮的波浪型發展態勢。最近一次滑坡，自2010年開始，至今未見谷底。在此形勢下發生了2018年6月的“江蘇事件”——江蘇省出臺政策，提高普高錄取比例。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一場學界關于中職存廢的大討論。2019中央《職教20條》的頒布，為這場爭論暫時畫上了句號——《職教20條》明確規定，繼續維持普職比大體相當的政策。
但是，堅守普職比1:1紅線的壓力并未因此消減。試圖突破這條紅線的力量仍呈暗潮洶涌之勢。最近各省在開兩會，一些代表和教育官員又在主張擴大普通高中招生，放松普職比管控。他們的立論是：既然要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人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就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教育。這個邏輯有錯嗎？從理論上講沒有錯。然而，實際上，教育體系的設計并非依賴單一因素，而是多種因素博弈的結果。其中有三個最基本的因素：即家庭、社會和受教育者。在理想的狀態下，三者的需求應該是一致的，正像市場經濟那樣，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自動達到和諧和平衡。可是，也正像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經濟一樣，這種自動的調節常常會“失靈”。這樣，就需要政府進行干預。普職比大致相等的政策，就是政府試圖在三者之間進行調節所采取的干預措施。
在教育體系的設計上我國被認為是社會本位的，即把社會需求放在首位進行考慮。目前，公眾對普職比大體相當的政策竭力反彈就是如此。但是，滿足所謂人民的需要就是個人本位嗎？或者說滿足了家庭的需求就等于滿足了受教育者需求嗎？非也。筆者在先前的文章中是這樣闡述這個問題的：
1、 我國出現的“普高熱”，并非是受教育者真實稟賦和意愿的表達。之所以要設計不同的學校類型，并非只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還是為了滿足受教育者不同的先天稟賦。尊重孩子的先天稟賦，并給予他們根據自己的稟賦選擇學校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人性，也是教育最基本的原則。但有一個基本前提，這就是必須確保孩子意愿的真實表達。眾所周知，我國現在興起的所謂“普高熱”，大多是社會和家長強加給孩子的，是一種扭曲的表達。如果不考慮這個實際，那種借口“人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就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教育”，從而放開普職比，無疑是幼稚的。其造成的后果，可能會使一些具有技術天賦的孩子去接受全完不適合他的教育，從而給他帶來終生的痛苦。
2、 我國以升學教育為主導的高中，并不具備放開普職比的條件。上邊已經提到，之所以要設計不同的學校類型，并非只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還是為了滿足受教育者不同的先天稟賦。從世界上看，為了滿足學生多樣化的智力基礎，有兩種制度安排，一種是歐洲的雙軌制，一種是美國的綜合中學。如果我國要放開普職比，普通高中就必須像美國的綜合中學那樣進行多樣化的課程改革。那種認為職業教育層次已經上移，中等職業學校沒有必要存在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種觀點只看到了所謂的社會需求，而忽略了學生多樣化的智力需求。明顯的證據就是，美國作為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雖然沒有中等職業學校，但它的高中則是多樣化的。不考慮到這個實際，盲目放開普職比，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后果。
3、 我國“寬出”的教育文化環境，不適宜放開普職比。普通高中是為有學術天分的學生設計的，職業學校為有技術天分的學生設計的。如果在理想的狀態，學生會根據自己的天賦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可正像前邊提到那樣，事實并非如此。除了家庭和社會的因素外，還有教育自身的缺陷。如果普通教育能夠實行“嚴進嚴出”，那么，不適合讀普高的就會知難而退，可是，事實上我們的普通高中實行的卻是“嚴進寬出”，只要入了學校門，就不會拿不到畢業證。而有些民辦學校，為了追逐利益，更是實行的“寬進寬出”。因此，教育無法靠自身的機制進行有效合理的分流。堅守普職比1:1的紅線，實際上是政府在替學校“頂雷”。這是我國獨特的國情文化所致。
綜上所述，我贊同繼續維持普職比大體相當的基本國策。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沒有辦法的辦法。可是，我知道我的上述擔心其實是多余，因為實際上普職比大體相當這根紅線早已形同虛設。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規避1:1的紅線，各地創造性地創辦了一種新的學校類型——中國式綜合高中。我之所以稱之為“中國式”，是因為它和美國的綜合高中完全不同。它雖然打著綜合高中的幌子，其實只是為了“借殼上市”，即以職業學校名義招生，卻按普通中學教學。這是教育界公開的秘密。因此，現在的普職比可能早已達到3:1，即普通中學占比70%左右。另外，熟悉中職教育的都明白，現在的中職也早已不是什么“斷頭教育”，升學率近100%。對于資質一般的學生而言，從升學的角度看，讀中職與讀普高已沒有多少差別。而且，由于中職比普高在升學上有更靈活的機制——比如中職可以參加對口升學，而對口升學早已成為升本的一個捷徑——讀中職反而更有利好。
盡管如此，我還是愿意探討一下放開普職比后有可能產生的后果。主張放開普職比者認為，這樣可以給孩子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似乎只要讓每一個孩子上了高中，就可以使他們同等“改變命運”。但是，他們忽略了兩個基本的事實：一是人的智力是有差異的，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人的智力呈正態分布；二是社會優質就業崗位的供給是有限的，也就是說，無論教育機會如何平等，有人成為“人上人”，必然就有人要成為“人下人”。學校類型的改變，不會改變這兩個大前提。如果這兩個大前提無法改變，那么放開普職比的后果是什么呢？答案很明顯，這就是：孩子由在兩類學校之間的競爭，轉變為同一類學校，即普高內部的競爭，也就是說家庭和孩子仍然會在優質高中和劣質高中之間進行殘酷的“內卷”。而這樣做所帶來的一個嚴重副作用可能是：那些具有“技術”先天稟賦的孩子，將被迫按照家長的意愿在普高“混天天”。
在我國，職業學校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應試教育犧牲品的“收容站”。職業學校也為此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奉獻。放開普職比后，這個收容功能就需要由普高自我承擔了。也就是說，它們必須承擔起“職校之痛”。對此，普高準備好了嗎？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高考目前的錄取率幾近100%，而毛入學率卻只有50%多。也就是說，可能有40%多的孩子或者沒有上高中，或者沒有完成高中教育，那，這40%多孩子的教育該怎么辦呢？（孟景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