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南旭光(1978- )，男，江蘇徐州人，重慶工商職業學院教授，博士；張培(1986- )，女，重慶人，重慶工商職業學院講師，碩士。(重慶 401520)
內容提要：在大數據智能化技術的推動下，職業教育治理必然向數據治理模式轉變。為有效實現大數據驅動職業教育治理的創新變革，就要在技術邏輯、功能邏輯、價值邏輯、規則邏輯等方面深刻把握并遵循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基本邏輯和發展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圍繞行動理念、行動工具、行動場域、行動方式、行動支撐等要素搭建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行動框架，樹立“循數而行”的治理理念，采取“依數而動”的治理模式，拓展“因數而聯”的治理網絡，設計“憑數而決”的治理機制，構建“聯數而安”的治理保障，從而勾畫出合理可行的職業教育數據治理實踐路線圖，加快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 鍵 詞：職業教育；數據治理；基本邏輯；行動框架
標題注釋：本文系2018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大數據智能化驅動高等教育治理變革創新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8YBJY103)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9)15-0025-07
一、引言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尤其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突飛猛進，作為新興事物的大數據已不再是簡單的“大的數據”或“數據很大”，而是演變為集技術、工具、能力、系統、理念、方法、資源等多種屬性于一體的新科技復合體。大數據正成為一種有效的治理手段和積極的治理資源，已經在政治、經濟、社會、交通、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生態、民生等領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社會各界都意識到大數據對社會變革的價值，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都在為搶占數據“話語權”和信息化高地而積極行動，紛紛將大數據作為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戰略選擇。與此同時，職業教育作為一種與經濟社會發展高度同構的教育類型，在辦學過程中涉及政府、行業、企業、院校、中介以及其他組織等多元主體，不僅利益訴求差異性巨大，網絡關系和信息流也異常復雜，從而決定了職業教育領域存在著形態各異、類型多樣、結構復雜、價值不一、密度不均的“大數據”。當然，正是這種職業教育多元化大數據的存在，以及大數據智能化技術的愈發成熟，使得大數據技術在“創新職業教育決策方式、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無限的潛能”①。這成為解決當前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治理問題并實現善治的價值源泉，自然也提供了全面提升大數據時代職業教育治理能力的契機。
新時代對職業教育發展及其治理創新有新的期冀。《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明確提出“健全多元化辦學格局，推動企業深度參與協同育人，扶持鼓勵企業和社會力量參與舉辦各類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舉辦為主向政府統籌管理、社會多元辦學的格局轉變”②，這不僅對新時代背景下發展好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加快職業教育治理創新變革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沒有職業教育現代化就沒有教育現代化”，而職業教育現代化必須以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前提。在科技革命推動的新時代，大數據是作為生產資料而存在的，不管是主動適應還是被動跟隨，職業教育領域都會面臨著大數據驅動治理變革的“契機”和“挑戰”并存的沖突。因為各行為主體的大部分行為“都受制于規律、模型和原理法則并掌握在大數據手中”③，大數據也為職業教育參與主體提供了多元協同治理的共同經驗以及行動邏輯，這必然使得職業教育治理向數據治理模式轉變。當然，治理模式的變化是有內在邏輯、價值取向和基本規律的。基于此，面向大數據智能化時代這一特定的技術發展背景，沿著“技術—社會”的邏輯，基于“大數據”和“社會治理”的耦合視角，本文試圖將“大數據”作為自變量，在其驅動職業教育治理這一因變量變革的視域中，研究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基本邏輯與行動框架。
二、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基本邏輯
通常，大數據被認為是“因為數據規模巨大以致無法在合理時間內運用常規技術手段和方法進行有效收集、存儲、管理和處理的數據集合”④。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性生產要素，大數據具有多樣性、大量性、高速性和低密度性等特點，在促進生產率增長、創造社會剩余價值、重塑社會主體行為等方面產生了巨大價值，已經對人類生活、學習、工作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成為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推動力量之一，并已經滲透到了整個教育領域。在社會組織運作層面，大數據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已被從多個角度加以研究：大數據作為當前世界的新型資產之一，改變了產業及社會組織形式，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推進了組織創新；大數據可以經由數據資產貨幣化或管理數字化變革實現商業模式創新，實現開放式創新，推進組織內部運營機制和戰略行動的重構；大數據在本質上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現實世界的數字化重建，成為面向智慧社會的教育治理變革的方法論基礎，重構教育治理體系。目前，已經有學者圍繞教育領域研究了數據治理問題，目的是為相關管理者或參與主體決策提供重要信息以提高決策的有效性，主要是通過分析治理過程中數據源流的合法性、邏輯進路以及體系建構，其要義在于變革教育治理環境支撐、改造治理網絡系統、優化治理發展格局、激發制度政策創新等。所謂數據治理，就是對數據資產管理有效行使權利及控制的活動集合，這是對社會組織及其治理行為進行研究的一種嶄新視角。而職業教育數據治理因融合了“互聯網+”、大數據、數據治理等最新的技術和治理理念，成為我國職業教育治理工具轉型的嘗試，為重構新的職業教育治理空間并進行整合和重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徑。當然，作為一種治理模式的變革，必然符合一般的社會演進規律，而推進職業教育數據治理應符合如下基本邏輯。
1.技術邏輯。對于技術與治理關系的研究由來已久，被稱為“人工智能之父”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就曾認為“智能化技術能夠補充或延展有限的人類理性”。當信息和知識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變量時，社會各領域對技術的應用便成為這場社會變革的組成部分，技術應用創新則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更迭的工具。當前，大數據技術與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加速交叉融合，促使包括職業教育治理在內的社會治理在技術創新和技術驅動之下走向一種新的治理范式。根據技術的社會構建論，技術本身并不具有獨立于人類之外的特有行動邏輯，它既受到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條件的約束，也具有賦權與監管這樣兩種相互依存的社會屬性。技術賦權就是指技術可以給社會帶來很多現實的或者潛在的發展機遇，于職業教育治理而言，可以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便利參與治理的過程，增進治理帶來的社會福祉等，從而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從技術層面而言，職業教育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圍繞著數據采集、儲存、清洗、整合、分析等展開，基于不斷創新的技術手段，嵌入職業教育全部領域，貫穿全部過程，覆蓋全部主體，觸及各種數據分析工具和數據模型，為職業教育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方式更新、主體行為預測、政策效能評價、治理行為監管等方面提供有效的大數據技術支撐，有利于解決傳統治理模式下技術應用不足或技術短缺的問題。
2.功能邏輯。在大數據以及與之有關且不斷融合的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推動下，傳統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正在被打破，帶動數字經濟的不斷創新。而與此同時，伴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升級和職業教育的大發展，職業教育領域內的主體需求、社會分工、關系網絡、利益分割等越來越復雜，使得職業教育治理面臨更加多元、更為復雜的治理對象和治理需求，相應治理問題的具體指向更加精細化。這就對職業教育治理行為、模式、機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治理工具必須擁有更加強大的功能，提供更加強有力的治理支撐。如果沿著“技術—經濟—社會”的邏輯看，以大數據為關鍵要素和創新引擎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所釋放的是大數據技術對社會發展、社會治理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那么，大數據之于職業教育治理的績效，也并非簡單的技術應用和工具疊加，而在于發揮“大數據×”即乘數因素的功能。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過程，就是以大數據技術來整合、挖掘和關聯分析職業教育大數據資源，從而實現治理的多元協同化、內容清單化、決策科學化、方式智能化和監管精準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實質上是依靠大數據定義了一種新的治理函數，重構了數據資源的配置與應用方式。這必然促使職業教育治理各參與主體更加重視數據的獲取、保存、共享、利用和傳播，治理過程更加凸顯創造數據價值的功能。
3.價值邏輯。人類社會在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之后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數字文明形態以及數字秩序治理形態，這次社會變遷滌蕩著舊有的生態和秩序，對社會存在與發展形成顛覆性的改變。人類社會也好，職業教育系統也罷，都因信息技術變化而演變成了一個由數據的實時流動、共享構成的數據化的生態圈。居于其中的數據力與數據關系則影響著社會關系，也將引發整個生態圈在發展模式、治理模式、利益分配模式等方面的變革和重構。一是價值導向。作為治理理念的大數據，要求職業教育治理主體改變過去因數據封閉、數據孤島而導致的拍腦袋決策、大概決策的狀況，逐漸走向數據開放共享、依靠數據科學決策的新境界，解決職業教育治理變革的價值導向問題。二是價值目標。數字文明及數字秩序最本質的特征是信任和共享，而社會信任的建立則使得社會秩序從封閉走向了包容和開放，這為新時代的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并借由數據治理文明有力推動了職業教育治理主體和治理結構的改變，尤其是推進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高度有效融合、嵌入、共生，促進學習者的全面自由發展，提升職業教育治理能力，實現職業教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規則邏輯。在人類社會中，任何集體行動的有效開展都必須依賴于對信息的感知、提取、編碼和交換，這種依賴性在大數據智能化時代越來越顯著。因為信息流動的方式已經發生改變，傳統的“封閉—控制”式治理思維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發展需要。事實上，任何一種治理模式都有一套內在的運行規則，主要通過“數據—信息—知識”的轉換模型體現出來。數據治理之所以成為職業教育治理的一種新工具，除了治理概念的重構、治理價值邏輯的轉變外，更體現在二者融合所具有的基于數據或信息而呈現出的內在規則機理，從而完成從感性數據到理性治理的轉變，并最終將治理過程中類型不一、來源不同、性質各異的大數據轉變為治理決策或者行動方案。大數據強調的是全樣本、方法性、相關性、去中心化等屬性，職業教育治理則強調多主體、科學性、整體性、動態性等特點，二者在本質上是彼此契合、相互匹配的，一致的規則邏輯成就了職業教育數據治理創新的內在推動力。與此同時，在信息技術催生的新時代，更加注重的是“協調”和“共享”，而大數據智能則以其廣泛的互聯性，破除了傳統治理模式那種“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涇渭分明的主客體關系，從而推動多元參與主體協同共治，實現善治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職業教育數據治理可以被認為是基于數據應用在體制與機制創新、政策與規則設計、技術與行為耦合等方面的行動集合。
三、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行動框架
作為大數據與職業教育治理的聯結點，數據治理將大數據多維度、多向度嵌入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體現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革命對教育治理的影響和介入，表達了大數據驅動下職業教育治理模式的變革與創新，對應于前述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四種邏輯，其行動框架應該包括行動理念、行動工具、行動場域、行動方式、行動保障五位一體的整體性行動方案，它們相互支持、彼此共生、緊密耦合，構成一個數據治理的行動閉環，從而促使職業教育體系實現數據治理模式變革。
1.行動理念：樹立“循數而行”的治理理念。沿著治理發展的邏輯看，過去一百多年間，治理模式大致經歷了從韋伯模式到新公共管理模式再到數字治理模式的演變，如今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將數字治理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乏學者認為“大數據思維將成為治理變革的新動力、數據密集型科學將成為治理研究的新方法”⑤，從而使數據治理成為這個時代社會治理的新范式。事實上，數據治理模式強調的是基于數據資源、運用數據方法、尊重數據規律、重視數據邏輯和遵循數據倫理等原則，致力于通過挖掘數據價值而實現善治的目標。大數據技術嵌入職業教育治理，重新界定了職業教育系統內各要素之間的關系，重塑了各參與主體的行為模式與思維模式，為它們提供了新的行為規則以及解決問題的新能力，這便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理理念——讓治理有數可循。既然職業教育行為已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浸泡”在了大數據之中，其治理過程就不可能繞過大數據，必須“循著數據而行”，遵循大數據的邏輯重塑職業教育內外部生態系統，以數據為依據、資源、工具來發現、分析和解決職業教育治理問題，以此保證治理過程和結果更為客觀、科學、合理、有效。但也要深刻認識到，盡管大數據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職業教育領域的數據意識、數據人才、數據能力、數據平臺等仍存在嚴重不足，關鍵就在于數據治理理念尚沒有“循數而行”。為此，面向新時代發展的要求和挑戰，職業教育領域各類參與主體都要精準定位大數據和職業教育治理的關系，樹立積極而理性、嚴肅而審慎的數據治理理念，既要跟上新時代信息技術變革的步伐，也要符合當前所處發展階段的客觀實際。要全面把握大數據的內涵和實質，積極挖掘大數據的應然價值，不斷提高大數據的應用價值；要全面樹立數據意識、信息意識，養成大數據思維方式，不斷提高各類行為主體的“數商”；要全面優化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客觀評價信息技術能效，提升基于數據分析的創造性判斷能力，防止陷入“大數據依賴”的泥潭。
2.行動工具：采取“依數而動”的治理模式。在智能社會化時代，社會治理必然依賴數據驅動，反過來又通過系統自身不斷產生和集聚的新數據形成新的治理驅動力，其治理結構和方式將依照數據功能而改變，并將圍繞數據效益最大化而重新配置各類資源。這恰恰是大數據在整個治理過程中作為技術應用的工具屬性而存在的最核心價值，這在數據治理過程中可被理解為治理工具。所謂治理工具，是為了解決治理問題而采用的一種行動機制或治理手段，所研究的是如何將組織意圖轉變為管理行為，將組織愿景轉變為政策現實。作為一種技術型工具，大數據在職業教育治理中的應用將重新改變治理的決策流程和決策模式，不僅僅是對決策制定過程的改變，而且是對決策方式、決策技術和手段的徹底顛覆。它表現為構建基于大數據的治理政策制定模式，全程“依照數據而行動”，讓數據直接或間接參與、滲透到職業教育治理的任何層面，從而確保職業教育治理總體目標和各主體目標的達成。職業教育作為一個典型的復雜系統，其治理要面對大量的非結構化數據，包括非標準化描述的組織或非組織行為。對這些行為主體進行決策描述與分析，自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不僅需要復雜的理論框架，更需要復雜的數據交互影響與分析框架。在大數據智能化背景下，這將是建立在智能工具基礎上的以人機交換和深度學習為特征的決策或治理模式。采取“依數而動”的治理模式，大數據推動職業教育治理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集中走向分散，從單向走向多維，充分體現職業教育系統的開放性、參與主體權力的多中心性等特征，從而有效變革以往依靠信息控制與壟斷來維護權威的治理模式，構建一種“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服務”的全新機制。職業教育多元主體要積極參與、協同互動，依靠大數據技術手段擴大可觸及的治理空間，以實現數據治理的層級遞進與共享開放；要通過“數據—決策—治理”的路徑刻畫治理過程和結果，基于“實證的事實”引導職業教育治理走向科學化，協調好各方利益分配，實現治理目標。
3.行動場域：拓展“因數而聯”的治理網絡。大數據技術讓職業教育治理變革行為發生的范疇或者說行為場域得到盡可能的擴展，更加開放和網絡化。所謂“網絡”，就是各種關系的集合，涉及制度層面、經濟層面、技術層面上的多個社會組織或行為主體。這是因為大數據“讓人類擁有了在長時間和遠距離跨度下對現實事物的精確重建能力”⑥，它可以借由信息的精準回溯而實現跨時空的場景再造，可以為各類組織的運行機理、演化規律及發展軌跡實現精準逼真的模擬及預測，從而成為彌合技術工具與社會治理之間“鴻溝”的關鍵，也就此催生了“智慧治理”。所以，在當前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更加深化的背景下，傳統的等級式集權管理的官僚制時代將面臨終結，基于職業教育各類主體之間的合作伙伴、契約、戰略同盟等關系所形成的共生網絡、協作網絡等新型治理模式，將成為未來的典型趨勢。這就是網絡化治理，目標是多元參與、彼此協同、分權治理、相互制衡。在傳統治理模式下，即使有著良好的制度設計，這種目標的實現也依然很難，因為各個環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會導致治理效能低下甚至失效。但對大數據時代的職業教育系統而言，盡管面臨著虛擬和現實兩個環境、兩個界面并存的復雜挑戰，但各種參與主體間的復雜關聯形式以及在不同空間動態流動分布的巨量數據都可以被有效識別、匯集、分析并為治理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進行“靶向應對”。換句話說，職業教育各類主體因為數據而有效關聯，網絡化系統的場域拓展也因為數據得以有效實現。但是，從當前的實踐來看，職業教育大數據系統尚未真正建立，信息孤島、信息割裂、信息黑箱等問題仍廣泛存在，如何突破數據藩籬、聯結數據孤島從而構建統一高效、互聯互通、安全可靠的職業教育數據資源體系就成為關鍵問題。為此，職業教育治理的各類主體必須回歸數據理性、建立數據規范、打造數據共享環境、確立數據行為邊界、展現數據應用價值，當然還要重視治理網絡本身的設計。
4.行動方式：設計“憑數而決”的治理機制。職業教育系統內異質性的多元主體共同構成了治理網絡體系，而多元主體間互動的過程則必然是動態博弈的過程，其結果是呈現出多中心秩序，且并非單個向度的簡單加總，而是非線性多向度相互作用的集體行動后果。在這個過程中，擁有不同目標愿景、價值訴求、行為模式的各類行動者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沖突，使得社會網絡產生不確定性。而且，在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下，各參與主體在職業教育治理網絡中的權力趨于分散，組織邊界趨于模糊，組織結構趨于扁平化和去中心化。這就需要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網絡運行機制或者治理機制，而整套治理機制的核心便在于憑借數據而決策。任何一個行為主體的行動都源于判斷，而判斷則源于數據信息。數據不僅是一種信息符號，還是一種價值判斷，背后反映的是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大數據技術可以融合多方系統，為治理參與主體提供精準信息，賦能職業教育善治。當然，大數據并不是萬能的，甚至會因不恰當地使用而讓人類社會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治理實踐中，既要正確界定用數據輔助決策、基于數據而判斷的邏輯規則，又要對數據分析結果加以主觀價值判斷，賦予數據結果人情味和溫暖感。為了有效實現治理價值并化解治理風險，職業教育數據治理應該建構責、權、利相適配的規則、制度和流程，遵循“技術—社會—經濟”的邏輯，在技術融合、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中確立職業教育治理的場景和路徑，建構數據驅動的職業教育治理快速反應機制，形成數據治理的多元參與機制，并基于數據價值的實現而不斷優化以信任、互動、調適為核心的網絡治理機制，實現治理服務的科學化、個性化、差異化、數字化、智能化。與此同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還要牽頭整合職業教育相關的大數據新型信息資源，通過業務創新、流程再造、系統集成等，完善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流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職業教育治理格局。
5.行動支撐：構建“聯數而安”的治理保障。大數據時代，每個人既是數據的使用者，也是數據的生產者。大數據技術在為人們帶來快捷高效服務的同時，也將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置于周圍，讓大家處于“裸奔”的風險之中。系統龐大的職業教育治理必須確保治理行為是安全可靠的，要有效平衡數據治理價值和安全隱患之間的沖突。事實上，職業教育數據挖掘和隱私保護之間的沖突正在日益增加。所以，職業教育數據治理除了關注組織管理、數據資產之外，還要重視法律制度、風險管理等方面。職業教育涉及眾多主體，在治理過程中數據量必然呈現非線性增長，而如此復雜的數據聚合在一起加之諸多應用并發運行，難免會出現數據類別存放錯位的情況，從而導致數據存儲管理混亂或者信息安全管理不合規范。由于數據來源眾多，大量原始數據、衍生數據同時存在，一旦出現數據泄露，根源難以查找，造成的危害可能無法彌補。當然，因為職業教育多元主體的訴求各異，也會存在數據的可信性問題。數據有時會在傳輸過程中逐漸失真，有時會因為人工干預采集過程而導致誤差并影響數據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在當前制度供給相對滯后的情況下，職業教育數據治理也容易出現運行機制僵化、失靈等問題。為此，要從技術、立法、制度及職能層面提出應對策略，制定統一、全面的數據隱私保護法律體系，尤其要注重制定數據安全、數據保密等一系列制度，建立統一的后臺數據管理機制，對分散的數據源進行相對集中的安全管理，對龐大的網絡組織數據進行有效的整合分析，從而實現治理主體、治理客體、社會環境等綜合因素的動態平衡。
四、結語
正像著名大數據專家桑尼爾·索雷斯(Sunil Soares)所言：“數據正在將我們淹沒……組織正在努力以經濟有效的方式從大數據中獲得洞察力。”⑦為了避免在大數據沖擊下不知所措，任何社會組織系統都要認識到治理是基礎、技術是承載、融合是路徑、應用是目的，都必須在大數據智能化時代找到屬于自己的發展方向。對于職業教育數據治理，雖然我們暫時還不能描繪出其清晰圖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職業教育治理發展的基本方向，在實踐中也要遵循一定的基本邏輯和行動框架。當然，在社會分工加劇、產業轉型升級加速的新經濟時代，對于職業教育這樣一個日益開放的系統而言，必須密切追蹤并把握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及應用，隨時準備好重新組合自己，形成治理創新的自組織機制和動態平衡機制。另外，還要在研究和實踐中不斷完善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的方法論體系、機制設計和治理模型，不斷完善信息化、數據化基礎設施建設，并力爭在機制體制層面取得創新突破，讓大數據思維全面滲透到職業教育治理當中，建立起良好的職業教育數據治理生態體系，從而有效提升數據治理的內在價值，加快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注釋：
①南旭光，張培.大數據驅動現代職業教育治理：價值邏輯、機制設計與制度安排[J].職業技術教育，2018(1)：27.
②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2019]4號)[Z].2019-01-24.
③(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爆發：大數據時代預見未來的新思維[M].馬慧，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3.
④陳曉紅.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融合與應用創新趨勢分析[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1.
⑤陳振明.政府治理變革的技術基礎——大數據與智能化時代的政府改革述評[J].行政論壇，2015(6)：5.
⑥南旭光，張培.智能化時代我國高等教育治理變革研究[J].中國電化教育，2018(6)：4.
⑦(美)桑尼爾·索雷斯.大數據治理[M].匡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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