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教育招生比例大體相當的“普職分流”政策，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適時調整完善這一政策，成為我國公共教育政策不得不作出的抉擇。
“普職分流”政策面臨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普職分流”政策已成為家長教育焦慮的重要原因。當前， “普職分流“政策導致高考的競爭壓力進一步下移到初中甚至小學，已成為增加學生負擔、引起家長教育焦慮的重要原因。二是人民群眾對中等職業教育的認可度普遍不高。人們對中等職業教育存在“刻板印象”。家長對于職業學校的學習氛圍、孩子成長環境及未來出路等方面的認同度偏低。三是家長認為“普職分流”政策剝奪了孩子平等接受普通高中的權利。初中生年齡偏小、心智尚未成熟，對遭受普通高中教育淘汰的心理承受力有限，過早分流將嚴重打擊學生自信心，不利于身心健康成長。四是中等職業教育已從就業教育為主轉向以升學教育為主。《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大型問卷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職教人的訪談，發現不少中職學校都以升學為取向。筆者在西部某省調研時發現，中職畢業生直接就業的是個位數，有的中職學校100%追求升學。可以說，以升學為導向的中等職業教育已偏離了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定位。五是經濟社會發展對技能型人才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日趨普及化的背景下，對于許多工作，高等教育資格是必不可少的要求，而且對學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甚至呈現“文憑通脹”的現象。對于經濟發達地區而言，中職教育的發展重點已不再是規模擴充，而是質量提升和層級上移。如長期堅守高中階段大體相當的“普職分流”政策，將嚴重制約發達地區人力資源開發水平的快速提升。六是世界發達國家中等職業教育占比出現了逐步下降的趨勢。
那么，如何完善“普職分流”政策呢？
一是從“一刀切式的剛性分流”轉向“因地制宜的柔性分流”。各地應從教育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從人民群眾對職業教育的接受度出發，在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招生比例方面不搞一刀切。也有人建議將產教融合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加快職業教育改革，大力推進訂單培養，深化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提升職業教育辦學水平，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同時，加強宣傳引導，扭轉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提升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接受度和認可度。再者，大力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豐富職業體驗、職業啟蒙和職業生涯規劃，讓他們接觸到各種各樣的職業，了解不同職業所面臨的工作環境和所要具備的能力。在這種職業生涯探索和體驗中，給學生多次職業模擬的機會。
二是從“普職二軌分流”轉向高中階段教育多類型分流。強化綜合高中教育，促進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融通發展。據了解，俄羅斯高中學校類型至少有16種之多。在英國，近年來高中已經陸續分解為技術類、語言類、體育類、藝術類、商科類、工程類、數學和計算機類、科學類、綜合類、音樂類和社會科學類等10多種。國際上有不少國家，如美國、德國和瑞典等國家中等教育階段也是以綜合高中為主體。
三是積極支持普通高中教育實施校內分流，探索高三與高等職業院校合作辦學。在高二結束必修課程的學習，經學業水平考試合格達到高中畢業的學業要求之后，對于升入本科高等學校接受高等教育存在困難的學生，可根據學生和家長自愿的原則，探索高三與高等職業院校合作辦學，在開設高職專業課程需要專業基礎文化教育之外，開設專業基礎課程和職業技術課程。
四是提高“普職分流”的重心，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高中后“普職分流”教育試點。從總體上說，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普職分流的重心高低”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取決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在制造業向高端化轉型的背景下，市場對技術人才的培養層次要求越來越高，“普職分流”從“初中后”轉向“高中后”是必然選擇，應逐步將普職分流的重心上移，將高等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作為技術技能人才的供給主體。
五是暢通中高職升學渠道，加快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我國經濟社會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提高我國教育結構重心、發展高質量職業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研究，對制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改變為高中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全部改變為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有不少人建議職業教育要完善上升通道，大幅度擴大職教本科在國家本科教育中的招生比例，在本科高等教育特別是應用型本科院校中應大幅度增加對中職學生的招生指標，這既是暢通中高職升學渠道、提升中職學校吸引力的需要，也是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的需要。
六是健全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分流—回流”政策。當前，我國學生一旦進入中職和高職教育軌道，就很少有機會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德國，選擇職業教育方向的學生，可以從中職、高職走向應用型本科、碩士乃至博士——在升學路徑上，職業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無異。在德國的教育體系設計中，除了分流，回流通道也隨時敞開，學生有機會為自己調整選擇，綜合類大學與應用類大學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壁壘。英國、澳大利亞同樣有類似的制度供給。我國應完善“普職分流”政策，不但實施普職融通教育，而且要實施多次分流和回流政策。
（作者張志勇 單位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