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成為我國下一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從群體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成為關鍵。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要素是多方面的。隨著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城鄉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收入分配制度不斷完善，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勞動力質量對收入的影響越來越凸顯，如何提升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成為新時代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路徑。
問題的提出
學術界圍繞城鄉居民收入開展了諸多實證研究。教育能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收入水平，進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村居民的教育回報率高于城市居民。正因為教育對居民收入的積極影響，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將“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這意味著202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要達到高中二年級以上”，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然之路。近年來，我國各級各類教育普及水平顯著提高，新增勞動力受教育水平顯著提升，其中，高中階段教育的貢獻不可忽視。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0.8年，但受過高中階段及以上教育的比例為43.8%，高中階段教育仍有普及提升空間。“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提升國民素質、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發展目標，充分展現了教育是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路徑。
高中階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兩個部分，都是提高勞動者教育水平和文化知識技能水平的重要路徑。多年來，我國堅持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并重、職前教育和職后教育并舉，大力提高勞動者文化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中等職業教育基于勞動力市場要求設置課程，確保學生掌握與就業和職業實踐緊密結合的專業知識、技能，以增加畢業生就業機會、就業能力，提高其收入水平。基于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中等職業教育對農村個體收入的正向貢獻高于城鎮個體，因而，中等職業教育成為農村人口提升人力資本和縮小與城鎮人口收入差距的關鍵途徑之一。
黨中央始終將職業教育作為“發展教育扶貧一批”的重要抓手，在實踐中取得顯著成效。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提出，“鼓勵職業院校和技工學校招收貧困家庭子女，確保貧困家庭勞動力至少掌握一門致富技能，實現靠技能脫貧”。“十三五”期間，職業教育在服務脫貧攻堅工作中取得顯著成就，職業院校中超過七成的學生來自農村。2019年，教育部辦公廳出臺《關于辦好深度貧困地區職業教育助力脫貧攻堅的指導意見》，從“普職教育融合”、“強化統籌建好辦好一批職業學校”、“職業教育擴招向貧困地區傾斜”等方面做出了具體部署，為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技能型人才支持。2022年新修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為中等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提供了穩定可持續的政策支撐。“十四五”及未來更長時期內，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如何，如何進一步深化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仍是繼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需要關注的關鍵問題。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自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創立以來，國內外學者圍繞教育與個人收入增長開展了大量實證研究。人力資本理論為本研究中等職業教育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提供了理論基礎，中等職業教育的普及發展可為適齡人口尤其是貧困人口提供更多接受教育、提升知識技能水平的機會，不僅可提升城鄉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還能使受教育者獲得更高的教育回報率。本研究從規模和質量兩方面考察中等職業教育的影響。
（一）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依據人力資本理論，學界對“教育投資能提高個體收入水平”基本達成共識。職業院校中來自鄉村和相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居多，中等職業教育可為他們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研究表明，中等職業教育的個人教育投入回報率高于普通高中教育。也有學者認為，受到高等學校擴招后的職業教育文憑貶值、中等職業教育吸引力和生源質量下降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回報率優勢呈下降趨勢。在職業教育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方面，有學者基于微觀數據發現職業高中教育對我國農村居民的減貧效果比普通高中教育更為明顯。還有研究從宏觀層面上揭示了職業教育畢業生規模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
這些研究為中等職業教育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實證證據，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大多使用微觀調查數據，使用省級層面宏觀數據的實證研究薄弱；二是多使用一年調查數據，使用多年面板數據的定量依據少；三是選擇的職業教育規模指標為畢業生規模，是絕對指標，不能從中等職業和普通高中教育的規模結構等相對指標考察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單維度的規模影響估算無法客觀解釋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發展的積極影響；四是上述研究沒有對職業教育規模的作用機理進行深入討論。
考察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首先需要選取能夠測度和反映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指標。《中國教育監測與評價統計指標體系（2020年版）》明確將“普通高中與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比和在校生比”作為衡量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相對規模指標。本研究采用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占高中階段招生數比例、在校生數占高中階段在校生數比例來衡量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呈現差異性特征，這些都會影響不同行業對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和吸納能力，是各級政府和學校未來推進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需要考量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控制這些變量，讓論據更加充分。綜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中等職業教育規模擴大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H2：中等職業教育規模擴大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在東、中、西部存在差異。
H3：中等職業教育規模擴大通過提高鄉村居民平均教育年限進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即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發揮中介作用。
（二）中等職業教育質量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教育資源投入是衡量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近年來，研究多從教育經費投入方面進行考察對居民收入的影響。有研究發現，政府財政教育支出能夠有效減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研究認為，教育支出更加傾斜于城市，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有研究發現，財政教育支出的影響存在地域性差異，對城鎮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也不盡相同，東部地區政府的教育投入可集中于農村地區，從而能有效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研究分析了不同教育階段財政投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顯示，普通小學、普通高中、中等職業教育經費投入與城鄉收入差距成反比，但高等教育和普通初中教育經費投入卻與城鄉收入差距成正比；有研究聚焦職業教育經費投入發現，職業教育經費投入能顯著縮減東部和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中部地區這一效果不明顯。有研究分析了省域內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包括學校職普比、生均固定資產總值、生師比三個指標）對減貧的影響，發現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與城鄉就業比呈正相關，城鄉就業比增加表明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比重增加，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但上述研究仍需要從全國各省數據進一步論證中等職業教育人力、物力投入對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由此，本研究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從師資、辦學條件和經費保障三方面資源投入衡量中等職業教育質量。高質量的職業教育能有效地將學生提升為具有高素質能力的勞動者，提高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從而助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國教育監測與評價統計指標體系（2020年版）》明確設置了生師比、學歷合格專任教師比例、高級專業技術職務專任教師比例等一系列衡量師資力量的指標。本研究使用生師比、本科及以上專任教師比例、高級職稱專任教師比例衡量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質量。
從區域層面看，各省市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側重點也存在差異，有些地區在辦學條件達標之后，已轉向投入師資等人力資源要素。因此，中等職業教育不同類別資源投入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減作用可能存在差異。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設4和假設5：
H4：中等職業教育人力（H4a）、物力（H4b）、財力（H4c）投入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H5：中等職業教育人力（H5a）、物力（H5b）、財力（H5c）投入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東、中、西部地區存在差異。
（三）不同發展規模條件下教育資源投入與城鄉收入差距
在不同發展規模下，基本生產要素的產出效率具有差異性。針對教育領域，有研究從教育成本角度分析教育規模擴張帶來的規模經濟。有研究發現，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到峰值后即出現規模效益下降，教育質量提升成為迫切需要。但現有研究多是分析中等職業教育影響的平均效應，對不同發展階段條件下，資源投入作用異質性效果的論證少。本研究認為，在不同職業教育規模條件下，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對中等職業教育的產出效率存在差異性，進而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在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較小時，主要滿足市場對基本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市場對勞動者的素質和要求越來越高，對中等職業教育質量保障要素的依賴程度更高，即高質量畢業生在市場上的就業能力和競爭性更強。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設6：
H6：在中等職業教育不同的發展（規模）階段，人力（H6a）、物力（H6b）、財力（H6c）等資源要素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數據、變量與模型
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測度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對研究涉及的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及其測度指標進行說明描述，構建檢驗研究假設的計量模型。
（一）數據
本研究使用2007—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各相關指標省級數據，共計420個樣本觀測值。
（二）變量選擇
收入變量。本文采用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測量收入水平。根據收入來源不同，國家統計數據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項。其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屬于勞動收入，與居民勞動生產率直接相關，與居民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緊密關聯。財產凈收入包含通過理財投資而獲得的收入，居民可通過教育水平的提升，更有能力規避風險，找到合適投資積累財富。轉移凈收入包括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本住戶非常住人口寄回家庭收入。高中階段教育的全面普及可使更多農村青年在城鎮就業能力增強、提升家庭整體的工資性收入水平。綜上，在分析教育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時，使用包含上述四項收入來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具合理性。
收入差距。本文采用泰爾指數測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uit、Irit分別表示省份i在t年的城鎮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總額，AIuit、AIrit分別表示省份i在t年的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uit、Prit分別表示省份i在t年的城鎮和農村年末常住人口數，Iit、Pit分別表示省份i在t年的居民總收入與年末常住人口總量，UR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城鎮化率。使用2007—2020年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省級面板數據，按公式（1）計算了30個省份泰爾指數，具體分布變化見圖1。可以看出，30個省泰爾指數的第一四分位數、第三四分位數和中位數基本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2007—2013年呈現下降趨勢，2014年之后有所上升，2020年略微下降。箱型圖箱體大小衡量了省份之間的泰爾指數差距，2015—2020年省級間指數差距較2015年之前有所擴大，表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省際差異有所擴大。
解釋變量。本文使用中等職業教育相對規模作為衡量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水平的指標之一。隨著普通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水平的提高以及近年來普職招生比相當的統籌發展模式，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水平。中等職業教育相對規模采用各省每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占高中階段招生數比例、在校生數占高中階段在校生數比例。教育資源投入常常作為衡量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本文使用人力、物力和財力三個方面，人力使用中等職業教育階段專任教師生師比、專任教師中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專任教師比例、高級職稱教師占專任教師比例，物力使用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取對數），財力使用中等職業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支出（取對數）。
從接受教育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段看，新招收中等職業教育學生一般接受3年教育后方可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就業機會及收入影響存在滯后性；教育資源投入指標的影響同樣存在滯后性。為提高估計的準確性，本文在計量模型中考察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和質量指標滯后期對收入的影響。
中介變量。在檢驗中等職業教育規模作用機制時，本文將城鎮和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變量作為中介變量，采用逐步回歸法，檢驗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占比的間接效應。
控制變量。為了準確分析各解釋變量的影響，本研究控制了可能影響城鄉居民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的其他變量。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率、產業結構和貿易開放程度。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經濟發展水平上升有利于加快城鎮化建設和鄉村經濟發展，經濟發達地區可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吸納接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者，增加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另外，經濟快速發展也可能使部分農村人口尤其是低文化程度者的就業能力下降，從而拉大城鄉收入差距。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人均GDP”）來衡量各省經濟發展水平。為消除價格因素影響，以2007年為基年，使用人均GDP指數對各省每年人均GDP進行調整。大量研究嘗試驗證城鎮化水平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但結論并非一致。有研究發現，城鎮化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有研究發現，城鎮化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還有研究發現，兩者間存在非線性關系，這可能與測量指標及計量模型有關。但可以明確的是，城鎮化水平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密切關聯。本文用各省城鎮人口占各省常住總人口（包括城鎮和鄉村）的比重來衡量各省城鎮化率。考慮城鎮化率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在模型中同時加入城鎮化率的二次項。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勞動力就業機會及收入水平的影響較大，比如隨著更多創業企業產生的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和對勞動力吸納力較強的第三產業發展，勞動力市場對高技能勞動者需求增大，增加了中等職業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及收入水平。本文用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特征。有研究表明，區域的貿易開放程度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緊密相關。本文用進出口貿易額與地區生產總產值的比值來衡量各省貿易開放程度。（見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三）基準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假設1、2、4、5，本研究構建了固定效應模型（FE）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TWFE），分別見式（2）和式（3）：
其中，IGit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用泰爾指數測量；Eit表示i省份在t年的中等職業教育學生規模和資源投入指標（中等職業教育招生占比、在校生占比、生師比、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高級職稱教師占比、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對數、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對數）；Xit表示控制變量（人均GDP對數、城鎮化率及其二次方、二產結構、三產結構、貿易開放程度）；μi表示各省份不隨時間改變的個體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滿足獨立同分布。式（3）在式（1）的基礎上加入λt，表示不因個體而改變的時間固定效應；a為截距項，b和c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應的待估計參數。為避免各解釋變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在模型中分別檢驗了各項指標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同時采用全樣本和分區域樣本考察總體影響和區域差異特征。為了確保論證結果更為穩健，本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將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門檻回歸相結合。
（四）面板門檻模型設定
根據假設6，為檢驗在不同規模下，中等職業教育資源投入是否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特征。本文以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比為門檻變量，分別以中等職業教育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為門檻效應變量，構造面板門檻模型。門檻模型的優點在于能夠從樣本數據中搜索其門檻值，并通過門檻值劃分出合理區間，最后通過對建立的模型進行回歸檢驗，從而判斷門檻回歸模型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非線性影響。固定效應門檻模型如式（4）所示：
其中，Eit表示i省份在t年的資源投入；qit為門檻變量，在本文中為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高中階段在校生占比，γ為待估計的門檻值；εit為隨機擾動項，滿足獨立同分布。式（4）呈現的為單門檻回歸模型，類似地可能存在多個門檻值，即在不同的門檻值取值范圍內，估計β系數。
實證分析結果
基于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本研究分析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和質量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作用機制，并且比較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影響效果的區域特征，考察在不同發展規模下中等職業教育質量投入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門檻效應。
（一）基準計量分析
表3第（1）列FE、第（2）列TWFE模型估計結果表明，提高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比例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分別達到1%和5%的顯著性水平），滯后三期的估計結果表明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比例的影響是在學生畢業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產生的。第（3）列FE模型估計結果表明，提高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比例可顯著縮小滯后一期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5%的顯著性水平），而加入時間固定效應后這一影響效應不再顯著，見第（4）列。綜上，研究假設H1基本得以驗證。
從控制變量估計參數看，FE模型和TWFE模型的回歸結果均顯示，城鎮化率的回歸系數為正（達到1%的顯著性水平上），城鎮化率平方項的回歸系數為負（分別達到1%和5%的顯著性水平），即城鎮化率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規律。人均GDP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FE模型和TWFE模型中分別達1%和5%顯著性水平，表明經濟發展水平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這與近年來很多地區鄉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的實際情況相符。貿易開放程度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多數模型中達1%顯著性水平。產業結構并未表現出穩健的顯著影響。
表4第（1）列FE估計結果表明，提高教師中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高級職稱教師占比能顯著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1%顯著性水平），即提高中等職業教育教師質量投入，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第（2）列TWFE估計結果表明，加入時間固定效應后，高級職稱教師占比的作用仍然顯著。綜上，研究假設H4a得以部分驗證。
表4第（3）列、第（4）列估計結果表明，中等職業教育物力投入對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不顯著，本文研究假設H4b沒有得到驗證。表4第（5）列FE估計結果表明，中等職業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支出能顯著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5%顯著性水平）；但第（6）列TWFE估計結果表明，加入時間固定效應后，財力投入的影響不顯著。綜上，研究假設H4c成立，即提高中等職業教育生均預算支出可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在控制時間效應后這一影響不顯著。
從表4中模型3、4、5的組內R2可知，中等職業教育人力和經費投入指標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力（解釋力）要高于物質設備資源。從中等職業學校的實際運行看，學校在達到基本辦學標準（條件）之后，教師和生均經費投入成為提升中等職業教育質量的關鍵要素。這可能還存在另外一種情況，由于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快等多種原因，中等職業學校的教學儀器設備很容易出現老舊等情況，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進而對中等職業教育質量的影響減弱。當然，也可能存在其他未知原因。
（二）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機制分析
隨著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農村生源可以接受更高層次的職業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對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積極作用。為了檢驗這一傳導機制，本文采用逐步回歸三步法，檢驗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比（職業教育發展）對城鎮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及進一步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由表5可知，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比對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城鎮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正向影響不顯著。分別計算城鎮和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中介作用可知，城鎮居民、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間接效應占比分別為1.25%和13.96%，鄉村顯著高于城鎮。以上結果驗證了本文的理論解釋，研究假設H3得以驗證，即提高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比例，可以提升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促進其人力資本積累，進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三）地區差異分析
在比較區域影響差異特征時，本文分析固定效應模型（FE）。表6中模型6、模型7結果顯示，中等職業招生比例和在校生比例顯著負向影響東部和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表明提高中等職業教育學生比例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省份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更為明顯。本文研究結果與其他學者的分析結果一致。東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的顯著作用可能與區域產業結構相關。本文采用產業人才結構偏離度指標，分別計算了“十三五”期間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與全國中等職業教育學科分布的匹配度，發現東部地區總體及三大產業人才結構偏離程度均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相對較高、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相對較低，而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學科分布以第三產業為主（在校生占比超過75%）。由此可知，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相對優化，與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的學科分布較為契合，對接受過一定知識技能教育勞動者的吸引和吸納能力強，尤其是較為發達的第三產業為大批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提供了相對充足的就業崗位；與此相反，中西部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相對較低，與中等職業教育學科分布情況不相適應。西部地區多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城鎮和鄉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明顯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因而擴大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比例為廣大適齡人口提供了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機會，對于提升欠發達地區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技能的作用更為明顯。綜上，本文研究假設H2得以驗證。
表6中模型8結果顯示，對于東部地區省份，中等職業學校中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比例負向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5%顯著性水平）；對于中部地區省份，中等職業學校生師比正向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5%顯著性水平），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負向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5%顯著性水平）；對于西部地區省份，高級職稱教師比例負向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10%顯著性水平）。由此，總體上提高中等職業教師數量和質量均可有效縮減中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教師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可以有效縮減東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教師高級職稱比例可以有效縮減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本文研究假設H5a得以驗證。模型9結果顯示，中等職業教育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的回歸系數在中部地區顯著為負，達到1%的顯著性水平。由此可見，提高物力投入可以有效縮小中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本文研究假設H5b得以驗證。模型10結果顯示，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支出的回歸系數在中部和西部地區顯著為負，達到1%顯著性水平。由此可見，提高中等職業學校生均預算支出可有效縮減中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假設H5c得以驗證。
上述區域間的差異性特征可能與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水平緊密相關。在不同發展階段和水平下，投入要素對教育質量的邊際效應存在差異。在生師比配置方面，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有些地區尤其是西部省份生師比仍大于20。從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和高級職稱教師占比看，東、中、西地區均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但相對而言，東部地區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西部地區高級職稱教師占比明顯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從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看，東、中、西部地區呈逐年上升趨勢，但東部地區自2012年后快速增長，增速遠高于中西部地區。（見圖2）
從中等職業學校的生均預算支出看，東中西部地區生均呈逐年上升趨勢，其中，東部地區的生均預算支出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見圖3）
綜合來看，東部地區的師資力量強大、財政投入水平較高，繼續提升財政投入的邊際效用較低，這可能是東部地區生均預算支出影響系數不顯著的原因。隨著東部地區開始進入工業化后期，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需要大量職業教育技能性人才，其邊界效益高，進而影響效果較為顯著。
（四）面板門檻分析
以中等職業教育的在校生規模（VTR）為門檻變量，通過門檻自助抽樣法（B=500）檢驗規模和表4中作用顯著的投入指標是否存在門檻，并篩選出固定門檻值。從表7的門檻檢驗結果看，高級職稱教師占比、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和生均預算支出的單門檻均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在校生占比對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具有單門檻效應。在模型Ⅰ—Ⅲ中，在校生占比的單門檻估計值均為0.2874，95%置信區間分別為［0.2818，0.2927］、［0.2818，0.2927］和［0.2862，0.2927］。
確定模型門檻值后，通過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LR）來構造“非拒絕域”，檢驗門檻估計值與真實值的一致性，可以看出門檻估計值有效（見圖4—6）。其中，虛線表示95%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7.35）。
模型Ⅰ—Ⅲ中，TTITLE0和TTITLE1、TEDU0和TEDU1、lnPEPS0和lnPEPS1分別對應低于和高于單門檻估計值的兩個門檻區間。表8中模型Ⅰ和模型Ⅱ回歸結果表明，在不同學生規模下，高級職稱教師和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比對縮減城鄉收入差距均有積極作用，但當在校生占比高于單門檻估計值時積極作用更強。由此，中等職業教育的人力資源投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減影響在不同學生規模區間存在異質性，中等職業教育學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人力資源投入效率更高。研究假設H6a得以驗證。
模型Ⅲ結果表明，在不同的學生規模下，財力資源投入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均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當在校生比高于單門檻估計值時積極作用更強。綜上，中等職業教育的財力資源投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減影響在不同學生規模區間存在異質性，當中等職業教育學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財政投入效率更高。本文研究假設H6c得以驗證。
從圖7中各省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比情況看，只有浙江、安徽和海南三省在校生占比高于40%，陜西等7個省份占比低于30%。其中，甘肅、黑龍江、北京、吉林均未達門檻回歸分析中的單門檻估計值（28.64%）。因此，黑龍江、吉林和甘肅等省份一方面可擴大中等職業教育規模以適應市場對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大對中等職業教育的人力和財力投入，提高中等職業教育質量，促進以農村生源為主的中等職業畢業生人力資本積累、增加就業機會和能力、增加家庭收入，從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上述對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回歸分析及分區域和在不同發展規模下影響效果的差異性特征比較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是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規模擴大（普及發展）對縮小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具有積極作用。過去十幾年，無論從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數占高中階段招生數比例，還是從在校生占高中階段在校生數比例看，中等職業教育均可有效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雖然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招生比一直是社會各界討論的熱點話題，但從教育普及角度看，中等職業教育規模擴大與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緊密關聯。2007—2021年，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從66.0%提高到91.4%，可以說中等職業教育的貢獻不可忽視。尤其是隨著職業教育助力教育扶貧工作的推進，中等職業教育招收了大批農村生源，有效地提高了鄉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促進了鄉村居民人力資本積累，進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二是提升中等職業教育質量對縮小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具有積極作用。本文使用教育投入要素指標來衡量中等職業教育質量。結果表明，生師比、教師中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高級職稱教師占比和生均財政教育經費支出等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積極影響。也就是說，在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同時，高質量的中等職業教育可增強畢業生就業機會和技能水平，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進而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三是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在東部省份，過去十幾年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發展和普及，在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一直發揮著積極作用。雖然東部省份中等職業教育學生占比相對高于其他區域，但由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需求，東部地區對職業技能勞動者的需求較大。在中部地區，配置充足教師、提高教師質量、加大物力和財政投入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更顯著。從教育事業統計數據看，部分中西部省份中等職業學校生師比仍未達到國家設置標準、高級職稱教師比例相對低，這可能也是教師投入在中西部影響比較顯著的原因之一。同時，中西部地區省域間資源基礎、發展模式、產業結構差異大，職業技能人才呈現多樣化特征，擴大中等職業教育規模、提高教師質量均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四是在不同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規模下，中等職業教育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當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比低于門檻估計值（28.74%）時，中等職業教育各項資源投入效率較低，對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當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比高于門檻估計值時，中等職業教育各項資源投入效率提高，更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說明中等職業教育規模在滿足基本的普及需求后，教育質量成為提高勞動者技能水平的關鍵要素，影響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后期在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能力和收入水平。
從上述實證結果可以看出，過去十幾年，中等職業教育在提升勞動者就業能力、縮小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既是我國教育脫貧攻堅的重要措施之一，更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功經驗。未來，要進一步提高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推進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中等職業教育仍可有作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以下政策啟示：
一是繼續把中等職業教育作為提高鄉村勞動者素質的關鍵路徑之一。共同富裕的難點在鄉村，可持續共同富裕的基礎在人力資本，如何提高鄉村勞動力素質、提高鄉村人口就業能力、賦能產業轉型，是新發展階段提升鄉村居民收入、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徑。本研究根據七普數據測算，2020年城市、鎮、鄉村15～19歲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學歷的占比分別為83%、78%和52%。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都是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重要路徑，兩者相輔相成。同時，必須認識到，中等職業教育不是學習者職業生涯的末端，良好的中等職業教育為受教育者打開了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閥門，搭建起未來職業發展的橋梁。
二是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特點，因地制宜有重點發展中等職業教育。要明確中等職業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質量投入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推進共同富裕的作用加大。對中等技能勞動者需求增長地區，可適度擴大中等職業招生規模；在需求穩定地區，可重點提高中等教育質量，特別是加強專任教師和教育經費投入，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拓展教師專業發展路徑，吸引優秀人才從事中等職業教育；在需求縮小地區，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用工需要，對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結構作出適當調整，既確保學生和家庭接受中等教育的需要，又能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增加家庭收入。對于中等學校專業設置結構，各地區都要因地制宜作出相應動態調整，尤其對于中西部省份而言，職業教育專業設置和招生不應過分地向第三產業學科傾斜，以免對當地第三產業部門形成巨大的就業吸納壓力；中等職業學校專業設置結構應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充分結合，探索新興行業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三是探索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一貫制培養模式，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和類型互通，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中等職業教育吸引力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等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提高學歷和能力的機會少。根據近兩年各地探索實踐，鼓勵繼續探索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一貫制的職業教育培養模式，使完成中等職業階段學習并且通過技能知識和實操選拔的畢業生，可直接升入高等職業院校的對應專業，繼續提升文化知識和技能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一貫制的培養模式既能滿足市場對高水平技能型勞動者的需求，又能滿足學生和家庭對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需求，可大大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吸引更多居民接受高中階段教育。同時，要積極推動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的融合發展，在中等職業學校重視基本文化課的教學，發揮中等職業教育的基礎性作用；在普通高中增加基本職業技能的體驗，讓學生在學習體驗中有更多選擇。通過普職教育協調發展、類型互通，幫助學生有更多機會掌握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整體提升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水平。
本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探討了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對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雖然在指標選擇、數據使用和內在機制分析方面有一定創新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盡管考慮并控制了一些影響收入差距的變量，且估計解釋變量滯后期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但不能完全解決內生性問題；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相對規模只是解釋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發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仍無法很好解釋中等職業教育內部結構比例及其與社會需求匹配度的關系，這是需要我們繼續關注研究的一個實證問題。
來源 | 《教育研究》 2023年第3期
作者 | 安雪慧（中國教科院區域教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元靜（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