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課堂在變。
這一點，從近日落幕的2019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教學能力比賽能略窺一斑，比如此次791支參賽教學團隊呈現了多種多樣的新型教學場景，有的將企業車間轉變為教室，開展現場教學，有的開始嘗試情境教學、項目式教學等。
自2019年年初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即“職教20條”）明確提出，要推進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完善教育教學相關標準，多措并舉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等，關于“三教”（教師、教材、教法）和課堂質量的改革，便一直是高職教育領域的熱點命題。
如今的高職，正在努力破除社會對其存在的偏見，以質量為先，重塑課堂，打造“金課”，嚴抓“混教”“混學”，由此引發的“化學反應”正在不少學校的教與學中悄然發生。
“課堂革命”勢在必行
最近，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吳學敏有個“幸福的煩惱”——有學生向他反映“圖書館因人多經常找不到座位坐”，還有人認為有的自習室關閉太早，建議學校開放更多能讓學生每天學習至晚上11點的場所……
說它是個“煩惱”，那是因為學校肯定要想辦法解決學生所提的問題。吳學敏之所以還覺得“幸福”，則是因為這些問題無一不關于學習，若是以前，他所聽到的學生建議更多的是關于“食堂怎么讓飯菜更好吃”之類。
而這一轉變，與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自2018年開始的“課堂質量年”改革不無關系。當時，吳學敏就注意到，00后學生不喜歡冗長的理論介紹，對于枯燥的理論學習表現出更強的厭惡情緒，而需要學生親自動手的實踐類課程，更能得到他們的偏愛。學生在變，但部分老師變化較慢，在課堂上存在著應對新的“學情”在教學方法、內容的轉變上不夠及時，課堂教學效果不夠理想等問題。
談及為何主動開始“課改”，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信工程學院教師裴春梅告訴記者，她發現，很多學生平日里不愛上課，但若是參加大賽集訓就像換了個人似的，“如果碰到弄不明白的，就非要泡在實驗室弄明白才行，有的甚至會睡在實驗室”。同時也因輔導學生參加相關競賽積累了不少實戰經驗，裴春梅等3人商量“必須得改一改，如果維持以前的狀態，我們會慢慢失去學生”。
在裴春梅看來，現在學生有他們的獨特性，比如學習更多以興趣為驅動，通過網絡獲取信息、自我學習的能力很強，“有的甚至比老師還要強，懂得比老師還多”。“這時候你再像以前教C語言那樣，一句一句命令地去教，他們會覺得很簡單，我干嘛還要跟著你學？所以要讓他們成為課堂的主角，而不是教師‘滿堂灌’”。
在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早課于8點開始，但以前在這個時刻過后，仍能看到不少學生還在去上課的路上，“去查學生宿舍，也有不少有課的學生還未起床。”吳學敏發現，每天去巡查課堂時，不少坐在課堂的學生也并沒認真學習，“尤其是教室后面幾排的學生，有睡覺的、有玩手機的，更有竊竊私語的”。
一場“課堂革命”勢在必行。但在吳學敏看來，與其說這是一場教育教學的改革，不如說是人才培養模式的一次全方位變革，“時代在變，學生也在變。社會信息技術的發展、國家產業的轉型升級等都對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么培養適應時代需求的高質量技能人才？最終要落腳在課堂”。
課堂變革關鍵在教師
如今，重塑課堂，打造“金課”，嚴抓“混教”“混學”已成為不少高職院校及其教師自覺的行動：為了備好《管理會計》這門課，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會計專業教師朱敏等人花了一年多時間，一邊去企業搜集數據和案例來開發案例庫，一邊琢磨教學方案；在進行《電子產品設計與制作》這門課的“課改”時，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信工程學院教師裴春梅、朱恭生和蔡志芳跑了四五家企業去了解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與開發，還常請企業相關人員來學校“輔導”自己，僅備課就來回推敲了近半年。
可以說，課堂質量改革關鍵在于老師。正如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王敏所說，“學生在大學里學習，最受益、最直接、最核心、最顯效的就是課堂，而課堂質量高低的關鍵在于教師的教學水平。”
如何激發老師的積極性？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則以比賽為抓手，選擇“以賽促教”。
據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王雄偉介紹，學校會進行一年一度的教學能力比賽，將比賽目標、內容、訓練和組織管理對接人才培養目標、課程教學內容、教學實施與評價考核，并且將比賽訓練納入專業人才培養計劃，將比賽融入了常規教學活動中，讓全體教師都有參與比賽活動的機會，從而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等。
此外，據記者了解，不少高職院校在不斷為教師的教學“加碼”，比如增加對教師教學能力的培訓力度，提升教學能力較強的老師的獎金、待遇等。
但王敏也在思考，我們一直在給老師做“加法”，能否也做下“減法”？比如，減少教學能力較弱的老師的課時量的同時，加強對這些教師職業能力的培訓。如果培訓之后仍然不能勝任教師崗位，可以進行轉崗，甚至可以進行末位淘汰。
“而做‘減法’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完善的評價體系。”王敏介紹，在之前的評測體系中，“不少教師的得分都在96分、97分左右，最低也有90分”。但在對評價體系進行調整，納入更多合理、科學、全面的評價指標后，對老師進行分檔評價，實行“基本條件+業績量化排序”，“一下子，老師的教學差距就顯現了出來，個別甚至會不及格，那接下來，對于不及格的老師，我們就會減少課時量等”。
課堂變革要讓學生站課堂“C位”
走進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信工程學院《電子產品設計與制作》的教室就可以發現，與傳統教室的布局不同，這里每4套桌椅為一組進行排放，每組共享兩臺電腦和兩套儀器儀表，學生上課時分組完成課堂任務。課程由裴春梅、朱恭生和蔡志芳3位教師共同講授，在七八年前便已開課。但經過這兩年的兩次課改，課堂已煥然一新——
原本課程主要教學生畫電路板原理圖和制作電路板，如今則將其他課程內容和人工智能新技術也融入其中，并以企業真實工作項目為載體，構建了基于工作過程的模塊化課程，實施項目式教學，學生在課程結束前需各自完成3個可用人工智能語音控制的產品設計與制作。而老師則主要發揮引導作用，將主體地位讓位給學生，以任務為驅動引導其“課前預習、課中學習、課后拓展”，進行自主學習。
“以往，學生不知道自己所學的東西究竟能用來干什么，以設計制作人工智能產品任務作為驅動，他們的興趣一下子被激發了起來，就會自己主動去學。”裴春梅告訴記者，以往都是老師“趕著”學生學習，現在更多的是學生拉著老師一起討論。她做過一個大致的統計，課改前學生的課堂任務完成率約為50%-60％，現在則是100%，“并且他們自主去學，更能鍛煉他們創新創造等綜合能力”。
在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會計專業教師朱敏看來，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對會計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需要他們有更強的數據分析能力，而非簡單的報賬”。于是，她所教授的《管理會計》也進行了“迭代升級”，將“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內容”剔除，而在企業的真實財務數據上進行“實戰”，“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根據我的內容來授課，現在則是根據學生的‘學情’，看他們需要什么、學得如何來制作‘活頁式’教材”。
除了內容改革，朱敏還利用“云課堂”、大數據等信息技術，來實時觀察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等，“大數據會為每位學生進行畫像，哪里有什么缺漏可以及時掌握，我們也才好根據具體的‘學情’來調整教學”。
與之類似，如今實訓虛擬仿真軟件、網絡交互平臺等在高職課堂上并不鮮見，翻轉課堂、混合式教學等信息化教學方式也正在成為“常態”。
課堂變革需要明確“路線圖”
“但是要進一步提升課堂質量，僅靠老師個體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在裴春梅看來，自己目前在課堂上所作出的改變僅局限于一門課程，若要綜合更多門課程內容進行授課，則涉及教材的編寫、課程體系的梳理、教師安排、校企合作、學校管理等眾多內容，“職業教育是一種類型教育，我們的課程體系、形式不能按照本科去做，如果打造符合學校、學生特點的課程，需要學校進行‘上層設計’”。
也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在2018年開始進行“課程質量年”建設時便讓“頂層設計”先行，發布了《“課堂質量年”實施方案》來明確活動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實施步驟等，各二級教學單位再據此制定詳細的實施細則，全面落實各項改革任務。
“教學的理念是什么？什么是一堂好課？考核的標準是什么？……這些我們都進行了修訂和明確。”據吳學敏介紹，學校據此出臺了《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課堂教學管理規定》《一堂好課的標準》《課堂手機管理規定》等條文，編制完成了新版《教師手冊》，以方便教師了解學校教學管理、人事人才、科學研究和質量監控等方面的規定。
有了“路線圖”，接下來關鍵在于如何在課堂中落實。吳學敏等學校領導帶頭深入教學一線參加巡查工作，對學生遲到以及教師管理課堂方法不到位等不良現象進行監督，對教師上課遲到或者影響教學的行為根據學校《教學事故處理辦法》予以處理。與此同時，學校構建爭先機制，樹立質量標兵，在全校遴選出15門課程在全校范圍內開展教學觀摩，并通過舉辦主題教研等活動，促進教師相互交流教學經驗，以提升教學能力等。
眼下，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正通過課堂質量“創新提質年”系列舉措來進一步深化2018年“課堂質量年”建設的成果。正如吳學敏所說，“提升課堂質量，與時俱進改進教學方式方法，這是個長期不懈的過程，可不是暫時抓抓就可以的”。（孫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