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徹底打亂了全國人民的規劃，學校教育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隨著疫情的不斷衍變和加重，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于1月31日緊急下發《關于加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學生實習實訓管理工作的通知》，各省市雷厲風行令行禁止。河南省教育廳立即下發通知，對疫情防控期間全省職業學校學生實習實訓管理工作提出細化要求，明確在疫情持續期間，涉及車站、機場、碼頭、商超、酒店、展館等人員密集、流動性強的公共場所的實習一律停止。對當時已經在校外實習實訓、暫時無法撤回的師生，指定專人負責。開學前各地各校不得安排任何新的實習實訓活動，開學后各校要重點進行校內實習實訓。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兇猛，統一要求停止職業院校學生的頂崗實習，充分體現了以大局為重和對學生生命的呵護，歷經此番疫情的企業自然會深明大義，對學校臨時“撤生”不會有什么怨言。然而，就突然中止學生實習這一事情來說，職業院校“撤生”容易，而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則會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從換位思考和完善創新的角度考慮，廣大職業院校有必要在疫情過后，尤其是企業面臨“復工復產”的特殊時期，全面徹底地對各類校企合作做一次及時的“善后”，以避免良好的校企合作關系因不可抗拒的疫情而受到傷害。
其一是及時開展必要的校企溝通。眾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完全是與時間賽跑、與病毒搶命，所以在疫情防控期間“中止實習”的通知也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廣大職業院校在執行指令時甚至都來不及向企業解釋原因，也不可能給企業留有協商余地，更來不及與接受學生實習的企業商量中止實習后的對策，這使許多企業瞬時處于非常被動的境地。突然的批量撤員會導致很多工作根本無法開展，難免會讓這些企業對校企合作產生新的看法，甚至因此喪失進一步與職業院校合作的信心。所以，待疫情結束，職業院校有必要在第一時間開展充分的校企溝通，相互換位思考，及時消除誤解，了解企業損失與需求，商討補救措施。
其二是共同謀劃周密的重新合作。對校企合作進行“善后”決不是空放“馬后炮”，良好的“善后”是為了更好地重新開始。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讓接受學生頂崗實習的企業措手不及，就連安排學生外出實習的職業院校也都手忙腳亂，根本無暇制定補救措施。為了按照上級要求不折不扣地完成緊急“撤生”任務，許多班主任或實習帶隊教師根本無法與企業當面溝通相關事宜，有的甚至還因此鬧出一些誤會，讓企業產生“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悲憫。如今，當我們全面反思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時，就會發現產生“混亂”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遍缺少周密的應急預案，進而導致溝通不暢、程序紊亂、職責不清、操作生硬、信任透支。所以，一旦疫情消退、復工復產復學進入正軌，校企雙方有必要坐下來共同商討周密的合作計劃，重點完善校企合作過程中的“應急預案”，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疫情出現、重大安全事故發生等特殊情況下的緊急應對策略，以便在危機發生時能夠第一時間得到妥善處理，確保學生的生命安全，使校企雙方的損失降到最低。
其三是大膽探索全新的合作模式。目前，職業院校學生的頂崗實習大多局限于企業生產或服務一線現場的崗位任務替代，因而一旦出現需要緊急“撤生”的情況，就會將企業置于非常被動的地位。現實中，校企合作中的“工學矛盾”一直廣泛存在，無論是學生為了完成必需的學測考試、技能考核（這些時間節點由不得學校決定），或是學校出現全局性的教學調整，或是社會出現不可抗力因素，都有可能需要臨時讓學生集體離開頂崗實習的現場。為了避免此類“意外”發生，我們需要對校企合作的模式進行大膽創新，使得出現特殊情況時有更加多元的選擇，萬一出現疫情可以“立退”，需要復產又能“瞬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武漢的“90后”女孩肖雅星發起組建了一個“武漢醫護酒店支援聯盟”，聯合300多家酒店，為武漢“封城”后因為交通等問題不能及時回家休息的近萬名一線醫務人員免費解決住宿問題，遠在天南海北的連鎖賓館服務人員通過手機完成了“醫生驛站”的組建和維護工作。這種特殊時期應運而生的合作模式、“頂崗”形式，帶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線上與線下相互協同，虛擬與現實相互借力，將是未來校企合作的一種新型模式，值得職業院校與行業企業共同探索。
受多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現實中的校企合作本來就比較脆弱，雙方的信任度一直低位徘徊，尤其是很多企業對職業院校抱有成見，不太愿意主動合作、長久合作，導致“學校熱、企業冷”成為普遍現象。如今，雖然各地相繼出臺《校企合作促進條例》，使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有了法規與法律層面的倚靠，但校企合作的最終成功、能否深度融合，歸根結底還得依賴相互信任。疫情當頭，事不由人，產生一些誤解和矛盾在所難免，學校自然無須自責。然而，當疫情平息以后，職業院校則很有必要在第一時間與企業進行充分溝通，尋求企業的理解與諒解，以免傷害了感情，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任毀于一旦。（王壽斌 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教授、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