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明兩年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這是李克強總理發出“2019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之后，又一個“發展職業教育”的沖鋒號。高位認識大擴招對提升勞動者的技術技能、穩定和擴大就業等重大意義，認真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既要努力完成好“3年300萬”大擴招的政治任務，又要切實保證“公平有質量”的教育本責，無疑對負重前行的高職院校是重大考驗、重大使命、重大變革。
2019年，高職擴招有“喜”有“憂”
2019年擴招開啟，時間緊、任務重、環節多，職教戰線特別是高職院校，以擴招116萬的超額戰績交了一份“良好”的答卷，酸甜苦辣，喜憂交織，可圈可點。
“喜”在擴招的積極效應得到釋放。百萬擴招的增量使技術技能人才的儲備和供給進一步加強，就業壓力有所緩解；廣納生源使應往屆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職業農民等能招盡招，擴大了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職擴容這“臨門一腳”給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助力助燃；擴招為職業教育向類型教育轉變加油提速；各級政府、各省地方、行業企業、社會各領域，對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關注關切和動力活力有所激發，中央財政2019年安排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資金 237億元，比2018年增長26.7%。廣東省財政2019年累計安排9億元用于擴充高職學位，并安排專項資金對高職擴招的地市和學校進行獎補；高職院校主動面向市場和服務社會的意識和能力有所提高，調整結構、拓展渠道、變革機制、創新模式、開發資源等，改革向縱深綜合系列化進發，職業教育直接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良性互動效應……
“憂”在職業教育和高職院校遭遇嚴峻挑戰。“擴規模與保質量并重”，是本次擴招的辯證原則，但事實上公平和質量都面臨難題。各地、各校、各專業、各生源人群等差異較大，幾家歡喜幾家愁；“生源荒”、社會考生報到率低不是少數；校舍設備設施嚴重不足是剛性困境，教學資源嚴重缺乏非常普遍。據有關測算，僅為保運行保基本，去年擴招100萬就需增加投入120億，但事實上，有些地區對學生存量的生均12000元都沒有得到保障，投入的捉襟見肘和學校的糧草不足，使原本不足的教學生活供給被再次稀釋，薄餅越攤越薄，必然影響到質量保障；招生計劃的傾斜使學校間距離越拉越大；不同文化基礎和年齡結構帶來雙方不適應；全日制高職學歷教育轉化為職業培訓的可能和風險開始出現；社會生源分數觸底，門檻低等優惠待遇與應屆畢業生依分定校、定專業的選拔造成公平性挑戰；社會人員在校內或校外的管理及安全風險不無擔心；高職的擴招給中職的規模、結構和目標定位及教育教學帶來震蕩和動搖；這些問題必然影響到職教的社會認同和吸引力，以及對高等教育的質疑。職教末流、高教學歷膨脹縮水、高職文憑貶值的負效應溢出，職業教育和高職院校的“陣痛”是強烈的、明顯的，壓力是巨大的。
如果說2019年“擴量和保質”出現兩難，還需討論“明年是否繼續擴招”的問題，那么到2020年的政府令，已經是繼續擴招“愛你沒商量”。
2020年，高職擴招仍要克難攻堅
擴量困難相當明顯。一方面，作為生源主體大戶的應屆畢業生，數量面臨銳減。2019年高職（含高專、五年制轉段）招生約529.6萬人，應屆生約占90%；而據有關測算，2020年應屆高中畢業生，預計比 2019年減少10萬。另一方面，社會生源空間有限。去年社會生源群體的招生是53萬人，約占總量的10%，退役軍人是社會生源的主體，占四類群體約63%，占總量約6%。據測算，2020年退役軍人預計50萬，其中專科學歷以下的15萬左右，有就讀高職意愿的預計5萬人；各地調研反饋稱“絕大多數有求學意向的社會考生都已入學，”顯然退役軍人生源存量不大，社會生源群體供給不容樂觀。2020年，1482所高職院校如何確保完成招生任務，窘境已然迫在眉睫。
保質量遭遇考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高職較大幅度規模擴張，已超越了高職院校的負載，生源、對象、需求的多元，對學校的靜態和動態資源、教學和機制供給、管理理念和方式等都帶來巨大影響，不可避免地困惑于無條件，糾結于不適應，擔心于降水準；歷史經驗表明，一種新的教育模式要真正在學校形成實踐方法，往往需要至少10年時間。去年錄取的單招社會生，加上今年的新增社會生源，還將面臨一兩年后前景未卜的就業考驗。對歷史較短、基礎不厚、有教無類、導向就業、建設和改革任務繁重的高職來說，壓力已然“兵臨城下”。
擴量保質,綜合施策保平衡
擴量保質求平衡，說易做難，一般來說，規模和質量、外延擴張和內涵發展不在同一個發展階段，難免顧此失彼。但辦法總比困難多。筆者認為，今明兩年不降質擴招200萬，從戰略和戰術上都需要作調整和優化。在戰略上更要放寬視野、放大格局、放開機制；在戰術上更要突出地方自主、行企自主、學校自主。
一是縱橫分工，多方協作。擴招不能成為教育部門的“獨角戲”，必須是各級各部門總動員。縱向從中央到省、市地方，需要加強統籌、計劃、分工、協作、落實；橫向教育、發改、財政、人社、國資、軍轉、農業等有關部門各負其責，應建立聯合工作機構，專門作硬任務落實，生源挖潛和供給、政策激勵和經費支持、資源和條件保障等。各級政府和各部門，應把實現擴招提到抓經濟、保就業、提素質的國策高度，落實落地。一個利好消息是，2020年中央財政預計安排專項資金240億元，2021年安排360億元，用于持續擴招帶來的生均撥款增量。此外，國家頂層設計，統籌規劃，真正施工完成主體是地方、部門。分類指導，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最大限度地調動地方和部門積極性和能動性，給他們足夠的決策和實施自主權。地方和部門也應該在投入或平臺、信息服務等方面有更大作為。
二是開源拓群，精準擴招。高中畢業生（含三校生）是最大的招生對象，“職教高考”是改革亮點所在；“往、退、下、農”四類人群依然是著力點，可通過宣傳引導、獎助學金、專項貸款、技能考核優先等激勵機制，減少其憂慮，提高其上學吸引力；此外，還要尋求新的增長點。隨著企業的轉型升級，在崗職工亟待提升學歷和技術技能，這個群體可挖掘的空間很大，企業整建制、成規模學習是成人學歷教育成功的經驗，建議制定相關政策予以鼓勵。面向包括高學歷人群在內的社會各類人群的職業技能培訓，也可以作為擴招對象、內容和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到職業院校就讀，其技術技能提升目的遠大于文化知識和文憑的意義。當然學歷生源與非全日制的職業培訓，如何折算轉換，需要科學研究。
三是市場機制，釋放潛能。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用市場機制把職教做大做強”，發展職業教育，除政府主導作用之外，市場的空間很大。首先要釋放行業的潛能。對職業教育的數量、規格、和品種的需求，各行各業的行政部門和服務組織最有數，它們是連接企業和學校的橋梁和紐帶，行業組織，如行業指導委員會，在招生供給的引導咨詢和支持作用，不可小視；其次是企業的潛能。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實行聯合招生、聯合培養、對口就業“一條龍”，“招生-錄取-考核-使用”銜接暢通，工學交替、旺工淡學，把學校搬到工廠、把課堂移到車間，組團式報考、整建制學習，都是擴量提質的成功舉措。學習型企業、創新型企業是企業的追求，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人才是新型工人的愿望，但如何激發企業一直是難點和薄弱環節，還須綜合施策。再有是社會的潛能。社區、村委會、幼兒園、協會、聯盟、集團、基金會等，凡是人脈集中的地方都可能是機會。2019年，幼兒園保育員、社區衛生站醫護人員、保安員、村委會干部、老年護理員、快遞員等，通過社會組織牽線，走進了高校的大門。最后是發揮民辦高校的力量，目前約有330所民辦高職，可以在嚴格監管防走偏的前提下，讓他們也承擔起擴招的重任。
四是盤活學校，銳意變革。職業院校的人、財、物、事、料、規、術、法，在需求和供給的匹配上，在數量和質量的平衡上，要找到新支點、新對策。第一，合作機制再加強。拓展區域合作，“西生東輸”“東業西就”，互通有無；打破異地辦學、辦分校的障礙；密切學校合作，四川工程職院牽頭建立“合作招生聯盟”是寶貴經驗，各地的高職聯中職，大手拉小手，強校帶弱校，職教集團共享化，有利于合理分配與整合優化資源；第二，加大自主招生。對于生源充足的省份和學校，可投放更多的增量計劃，各校應根據自身的教學資源和生源情況，在保證教學效果的基礎上，自主決定面向社會人群擴招，不宜硬性規定多招、少招或不許招。第三，堅持“寬進嚴出”。進口可以能招盡招，培養過程需要嚴格，推廣“生源分類、教學分層、學習分段”，深入踐行“教學目標層次化，課程體系模塊化，施教項目任務化，教學方式靈活化”；多種渠道增加教師供給，多種途徑提升教師水平，多種手段激發教師內動力。第四，完善教育教學管理。主動應對不同生源、不同學習時間、不同學習方式，創新課程體系、教學組織和考核評價等。第五，采取多條腿走路。堅持育訓結合、工學結合、校內和校外結合、線上和線下結合，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結合、學年制和學分制結合，分類施策，多措并舉。第六，做好就業服務。面對在校生特別是社會生源的就業動力和工作期待，一方面要讓他們學有所用、適銷對路，另一方面還要加強就業指導和服務，找準職業定位，強化職業生涯發展，提前化解未來的就業難題。（邢暉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職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