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0日，在廣汽新能源汽車工廠，工人們正忙碌著組裝車輛。視覺中國供圖
近日，《中國青年報》教育科學部向全國職業院校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了解職業院校學生的就業意向。共收到有效問卷26596份，其中50.25%為大二學生，44.44%為大三學生；從專業大類上看，40.31%為理科類學生，26.65%為工科類學生。 圖表制作：楊潔
畢業不到兩年，江西某職業學院自動化專業的吳鑫（化名）換了3份工作，起初通過校內招聘會，在一家老牌的企業做焊工，工作3個月后，他發現和單位里的人沒法說得上話，整天只能跟一群“啞巴”機器打交道。于是，他選擇從工廠果斷“逃離”，之后做了一段時間的銷售，如今成為婚禮司儀統籌，負責和新人對接婚禮流程。
吳鑫不是個案。選擇“逃離”工廠，不愿意去車間工作，好像在年輕人中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就業趨勢。甚至在以培養一線技能人才為主要目標的職業院校學生中，也存在蔓延的趨勢。
近日，《中國青年報》教育科學部向全國職業院校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了解職業院校學生的就業意向。問卷結果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不愿選擇當“藍領”。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多位職業院校教師發現，“去工廠化”“去基層化”的就業趨勢愈加明顯，新興的電商類崗位受到職業院校學生追捧。不少受訪的“大國工匠”也呼吁，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要回歸技術類崗位，為制造強國的發展提供青年力量。
該調查問卷共收到有效問卷26596份，其中50.25%的為高職院校大二學生，44.44%為高職院校大三的學生；從專業大類上看，40.31%為理科類學生，26.65%為工科類學生。
超六成受訪職業院校畢業生不愿當“藍領”
2021年6月畢業后，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電子專業的楊顏旭沒有絲毫猶豫，選擇了與老師合伙創業，“進國企或其他單位，讓我規規矩矩地上班寫代碼，那種生活太枯燥了。”
現在，他所在的創業型公司，一入職，就讓他掌管了4個高校的自媒體賬號運營，“直接把后臺的數據全部開放，這在其他的單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吸引楊顏旭的是，入職3個月，他學會了怎么去運營自媒體賬號，怎么和不同高校打交道，怎么搭建新媒體矩陣，這一切新的知識經驗源源不斷地豐富著他的頭腦。
楊顏旭介紹，班上30個同學，只有兩個去做了專業對口的編程崗位，其他28個同學分散到了很多不同的行業。楊顏旭觀察身邊的朋友，他們普遍的想法是，如果去一個國企單位從“藍領”工人做起，“可能把自己一輩子的銳氣都磨沒了”。在他們看來，“躲在”那個地方熬年頭，“只會感受到安穩”。
另一層的原因是，與其在基層崗位十年磨一劍地打磨技術，不如多闖蕩闖蕩，楊顏旭覺得， “干嗎非要做這么一件事情，如果真的做好了這件事情，我又能怎么樣。”
調查問卷發現，63.97%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畢業后不會選擇進入工廠、工地、車間等一線基層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發現周圍同學畢業后會選擇電工、焊工等實體經濟崗位。
在一場校園招聘會上，東莞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處長王志明曾看到一個鮮明對比的場景：在互聯網等大公司的招聘臺前排著長長的隊，而在制造業等企業招聘臺前應聘的同學卻寥寥無幾。“與之前相比，學生就業的目標趨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像機械類的學生不愿意再去勞動密集型的崗位。他們更喜歡新穎的、更光鮮亮麗的崗位。”
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就業處、校企合作處負責人盧文澈分析，一方面工廠的工作勞動強度大，有些崗位需要一天工作10個小時左右，而月薪平均只能拿到6000元左右，很難吸引學生前來就業。另一方面現在市場就業多元化，提供了電競主播、電商等不同類型的新型職業。
此外，他認為大部分制造業崗位的職業認可度也不斷在下降，畢業生很難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榮譽感。陜西一家軍工企業每年都來學校招聘，往年前來競聘的學生早早在崗位前排隊，“學生拼了命想擠進這樣的軍工企業，都會去投簡歷，但近兩年，風向一下子變了，招聘的情況一年不如一年了。”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重因素導致職業院校學生不再青睞“藍領”：61.9%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會因一線生活枯燥單一而不愿意去制造業基層，61.04%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對制造業基層的工作前景不看好，52.87%則是覺得工作環境差，40.01%認為基層工資低，31.35%則因為工作中交友圈子太窄而不愿去一線工廠。
學生沒有清晰的職業規劃，跟著潮流走
畢業后，1999年出生的中職畢業生張宇（化名）和同學一起去了杭州，他選擇了電商，后又跟著朋友創業，做智能家居的維修安裝工作。
和他同批的畢業生胡鑫（匿名）在畢業短短兩年之間，追著“熱崗位”換了4個工作。畢業時，按照學校統一的安排，學電子類的胡鑫去往江西的一家企業維修智能化設備。那時候兩人常私下互相吐槽工作現狀。對于18歲的胡鑫而言，單位的工作陷入了枯燥的循環之中，常常是一個類型的設備問題反復出現。
再也受不了重復單調的日子，又逢電商行業興起，胡鑫轉而去了杭州，從事電商工作；后干了一段時間，嫌電商帶貨太慢，他去教育機構做銷售。聊天之中，張宇能很明顯地感覺到，身邊朋友都對工作“沒有清晰的規劃，都是跟著潮流走”。
問卷調查顯示，45.13%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選擇個人成長速度快的崗位，44.36%的職業院校學生會因為工作自由而選擇該崗位，20.4%的學生會看重工作是否時尚，是否好玩。
江西省電子信息技師學院輔導員肖星星則有更深刻的體會，剛畢業的學生更偏向去互聯網、房地產等行業工作。還有一部分孩子畢業后不清楚自己的職業規劃，總是追著熱門職業走。他曾接觸過一個電子電器專業的學生，成績優異，技能也過關，但畢業前聽家人說做建筑行業好，轉而又去學做建筑。
學生擇業觀變化快的背后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對熱門的崗位、企業越感興趣，而能“坐冷板凳”的學生就會越來越少了。“他們更喜歡更實在的、付出后能夠立即變現的技能”。肖星星觀察到，有孩子愛拍短視頻、剪輯視頻，上網發布后，很快就可以收費了。“但從基層崗位成長起來的高技能人才、大國工匠之類，都需要一種持續不停地鉆研技術的定力。”
“國家要培養一個機械制造的職業院校學生是要付出較高教育成本的，如果有專業技能的學生畢業后越來越不愿意從事技能型工作，是非常可惜的。”盧文澈認為，這與國家培養職業教育人才的初衷相違背。
同時，在職業院校學生的專業選擇上也發生著細微的變化。某職業院校招生辦處長曾研究過每年的畢業生數據，幾年前，他所在的學校每年畢業生有五六千人，而制造類專業的畢業生人數多達3000多人，最高可以占比六成左右。而近年來，每年畢業生人數7000人左右，但制造類專業的畢業生人數卻下降到了2000人左右，“從整體的比例來看，學生是明顯減少了，學生不愿意選擇制造類的專業學習就業了。”
各方呼喚職業院校學生回歸技能崗位
30年的時間，維修電工齊名把“冷板凳”坐熱了。他主持創新167項科技成果，獲得5項國家專利，使公司收獲的循環經濟效益達5500余萬元。
華北制藥金坦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高級技師、“大國工匠”齊名的工作一直是圍繞著電力維修鉆研的。剛畢業那會兒，他也是個年輕氣盛的小伙子，1991年，他被分配到110車間高壓檢修組當了一名電工，剛開始時對工廠高壓系統繼電保護裝置等工作摸不著頭腦，那時候，他就想著那就在干中學，在學中干。
2001年，一臺意大利設備停機，如果將設備運回意大利修理，生產損失至少上千萬元；如果請技術人員來修，從上飛機開始計酬，每小時上千元，花費也得幾十萬元。齊名報名想試一試攻克這個大難題，兩天的時間里，不斷地拆裝、測試，終于查出是一個電阻燒壞了。他花0.1元買個新的換上，機器恢復正常。
但30年后，他發現時代變了，95后的小孩不愿意來車間干活兒，有的來了不到一年，覺得工資收入不高，轉而去了外企或者自己創業了。有時候他帶著年輕的小伙子去車間維修機器，干著干著，就聽著小伙子說，這工作太苦了，自己干不來，撒手不干了，“很容易打退堂鼓”。
齊名也理解年輕人，畢竟在車間基層做電工維修的工作，從傳統觀念來看“不熱門、不吃香”，要吸引青年畢業后來基層鍛煉，齊名覺得，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對職業的熱愛，對技術的熱愛，有興趣才能研究鉆研，才能成為高技能人才。
如果要進一步真正實現制造強國的夢想，齊名覺得，得需要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把工作做好。他打了一個比方，好比社會是一臺精密的儀器，如果每個零件都正常運轉，機器的性能就會穩定；但如果只有極個別的運轉好，有的零件不停更換，那機器就做不到高效運轉。
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鉗工首席技師郭銳也感同身受，要讓年輕人愿意下基層、愿意來工廠，得讓他們有職業成就感、獲得感。他曾有一個研究生畢業的徒弟，第一年來單位基層鍛煉，沒干多久小伙子就打算離職。溝通之中，小伙子覺得自己未來是想做高技術研發的，不應該在車間度日，沒過多久，這位研究生就去備考公務員，離開了這個單位。郭銳發現，企業也要想想辦法“留住人才”。
王志明認為，傳統的密集型、流水線型上的崗位未來會被機器取代。因此，制造業企業也要加快基層崗位的轉型升級，改變現在工作環境差等現狀，鼓勵高新技術類企業吸納高技能水平的人才、復合型技能水平的人才，慢慢社會對基層崗位的認知也會發生變化。
“如何切實發揮職業教育對高素質產業工人的支撐作用，始終立足我國產業轉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需求，將成為我國建設技能型社會的重要戰略選擇。”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劉曉、錢鑒楠合作撰文建議，提升職業教育辦學層次，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大力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優化技能型人才評價辦法，提升產業工人待遇水平。（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