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們注意到，近些年您主持過多個與職業教育質量相關的報告編寫工作，例如《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高等職業院校適應社會需求能力評估報告》《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等，這次是《中華職業教育發展評價報告》，這些報告有哪些異同？
馬樹超：確實，我從2012年到2019年連續主持過8年的《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的編寫，最近兩年擔任《中國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編寫工作的總顧問。受國務院教育督導辦的委托，我還在2016年主持《全國高等職業院校適應社會需求能力評估報告》《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的評估指標體系編制、發布、數據采集和評估報告編寫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為該項目的首席專家參與評估報告的編制。這次受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邀請，作為編委會執行副主任和編寫組總協調主持《中華職業教育發展評價報告》的研究與編制工作。這些報告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基于協助完善職業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的考慮，目的是助推職業教育事業改革，促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這些報告又都有著自己個性化的特點，比如這次的《中華職業教育發展評價報告》，就有這樣三個特點：一是體現了第三方評價特色。職業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門開展的內部質量評價已逐漸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強外部評價，建立健全政府、學校、專業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多元參與的教育評價體系，仍需探索與努力。中華職業教育社作為我國成立時間最早的職業教育專門機構，是黨領導的群團組織之一，開展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既有良好基礎和獨特優勢，也是自身履職盡責的應有作為。二是提出了職業教育發展指數模型。為了客觀呈現各地職業教育發展差異，我們設計并計算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職業教育綜合發展指數。三是實現了全口徑職業教育評價。早在1925年，我國職業教育先驅黃炎培就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我們面向學歷職業教育和非學歷職業教育，對全國職業院校（含技工學校）發展及相關政策落實情況進行了整體性評價，實現了全口徑評價，具有“大職業教育主義”特色。
記者：翻看這本報告，我們發現，報告分為“機遇與挑戰”“現狀與評價”“分析與建議”三個部分，非常簡潔，這種結構是基于什么考慮？
馬樹超：今年的《中華職業教育發展評價報告》是在去年《中華職業教育發展報告》基礎上編寫的，很多具體的數字和成就在發展報告里已經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們側重評價，以省域為評價基本單位，從區域視角進行第三方評價。
報告第一部分“機遇與挑戰”，其實是宏觀背景評價。機遇偏重于“前途廣闊、大有可為”，挑戰則從四個方面提出問題。第一是辦學導向上，要直面民生與就業結構性矛盾，我們在專欄里清晰指出，中等職業教育的基礎地位發生動搖；第二是資源配置上，要適應人力資源強國建設要求，在專欄里指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對職業教育投入不樂觀；第三是內涵提升上，要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挑戰，在專欄里指出了新技術革命發展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第四是增強適應性上，現代職教體系亟待自我完善，在專欄里指出了現階段高等職業教育存在的幾個質量問題。
第二部分“現狀與評價”，主要從區域、院校、服務、環境四個維度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現狀進行評價，是報告的主體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與建議”，我們跳出職業教育看職業教育，對職業教育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議。第一是聚精會神狠抓發展質量，主要想表達的是我們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門要落實抓質量的主導責任，職業院校要明確抓質量的主體地位，教師隊伍要發揮抓質量的關鍵作用。第二是內外合力優化發展環境，包括平衡供需結構，營造充分就業的社會環境；強化職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學的治理環境；落實政策保障，完善產教融合的制度環境；加大宣傳力度，把正信息社會的輿論環境；提升技能價值，加強監督監管的法治環境。2021年是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元年，在這一節里，我們試圖給出從學歷型社會轉向技能型社會的路徑。
記者：在這本報告中，我們看到有很多觀點都很值得深思。
馬樹超：確實是，我們可以在報告中找到10個“點睛”的觀點。
第一個是回答什么是職業教育的高質量，“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并非僅僅體現在學歷高或層次高、項目多和獲獎多，而應主要體現在面向合適的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上。”
第二個是分析升學趨勢明顯帶來三大不利影響，“一是不利于緩解全國性‘技工荒’問題，導致中國制造質量難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業獲得技術技能人才紅利，導致企業對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職業教育自身發展，導致職業教育普教化、應試化，喪失類型特色。”
第三個是說職業教育是類型教育，但不是另類教育，“既不能因為職業教育是類型教育，就關起門來使其成為‘孤島教育’；也不能因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將其辦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個是關于職教本科，“發揮政策正向激勵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選擇’。支持堅持就業導向、人才培養質量高的優質專科高職學校獨立升格為職業本科學校。支持優質專科高職學校中產教深度融合、辦學特色鮮明、培養質量較高的專業實施職業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響職業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個是關于就業和升學，“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和技能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將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轉向提高勞動者職業能力，全面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建議要分別統計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升學率。
第六個是關于如何適應數字化時代高技能人才培養需求，“要創造條件，組建由教學專家、企業專家、信息技術專家組成的‘三棲’教學團隊。”
第七個是關于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根據社會發展理論，一個國家和社會并非大學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擁有高學歷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個國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臘、韓國，其毛入學率分別為107%、100%、100%左右，但這三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質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見，把握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帶來的變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個是為職業院校教師減負，“教師面對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學生群體，卻經常被各種教學以外的要求弄得無所適從、精疲力盡，很難把各種改革落實到課堂上，所以出現外面鑼鼓喧天、課堂波瀾不驚的情況。”
第九個是建議加強職業教育正面宣傳和正面引導，“強化主流媒體和中小學教材宣傳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和優秀技術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時，加強負面輿情管控，防止破窗效應發生，構建良好的職業教育輿論環境。”
第十個是建設技能型社會，要加快完善國家資格框架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打通勞動制度與教育制度、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職業資格證書與學歷證書之間的壁壘，推動職業資格證書與學歷證書等值等效，真正實現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翟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