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徒制是職業教育的本質特征。上世紀90年代初，英國為實現職業教育與學術教育的良性平衡，提高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推行現代學徒制。2015年致力于實現對職業教育的真正尊重和平等相待，確保學位升級，繼續推出學位學徒制，把職業教育延伸到高等教育范疇?！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簡稱《建議》）指出要“探索中國特色學徒制，大力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在《建議》的指導下，如何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簡稱《方案》）、《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簡稱《行動計劃》）提出的“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完善國家職業教育制度體系，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筆者以為確有必要借鑒英國學位學徒制的經驗，在專業設置、標準開發、多元治理等方面作出進一步思考和回答，切實滿足社會需求，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增強職業技術教育適應性。
明確崗位能力要求，完善專業管理制度
學位學徒制實施過程中，英國對企業不同層級與性質的崗位，尤其是專業性高技能崗位的名稱及能力均有明確要求，這對我國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專業是人才培養的主要載體，實施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院?？梢砸罁^域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和科學技術發展實際，打造應用型核心專業，找準自己的專業定位，突破?？茖哟温殬I教育專業設置過窄過細的弊端，充分進行專業整合，設置覆蓋面寬且廣的專業，不盲目攀比學術性研究型大學。
同時，為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催生的新職業（群）需要，國家層面還需適時修訂完善職業教育國家教學標準體系，構建中專本縱向貫通的專業目錄體系，支撐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設置，加強職業教育體系內各學段專業設置的宏觀管理，凸顯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促進國家宏觀管理、行業指導、地方統籌、學校自主設置專業的工作機制更加完善，通過頂層設計以形成教學標準體系的基礎邏輯與運行規律。
強化企業主導功能，開發相應教學標準
學位學徒制的層級內容主要體現在學徒制標準中。職業標準的開發是一切活動開展的基礎。只有梳理了職業能力清單，學校才可以據此設置人才培養方案、開設課程，以及對學生的學業進行評價。為保證學徒制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英國實施了“開拓者”項目，由雇主主導對學徒標準進行開發。同時，企業在開發學徒標準過程中，需滿足政府提出的“保證學徒具有就業所需要的文字和計算能力”，以及所有雇主主導的學徒制標準都必須注重培養學徒包括自我管理、溝通和人際關系技能、解決問題、革新和創造力在內的可轉移技能等相關要求。
因此，借鑒英國經驗，一是要形成開發職業標準的意識，為接下來開發職業標準奠定思想和行為基礎。二是要梳理職業能力清單，注意體現職業教育特色，避免所設置專業和課程表現出明顯的學科化特征。三是要強化企業在職教教學標準或學徒標準開發方面的功能。由企業主導分析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崗位職責，企業與高校代表及教育專家合作，研究承擔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崗位職責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要求。系統分析同一類別工作不同層級崗位之間的職責、任務和要求，基于企業需求、學生或學徒發展以及適應未來的需求，開發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教學標準或學位學徒標準，進而進一步明確中等職業教育、?？茖哟温殬I教育、本科層次職業教育之間的關系，為完善現代職教體系提供改革依據。
均衡各方主體利益，構建多元治理體系
學位學徒制的實施給英國政府、企業、高校、學徒等相關主體各方帶來實際的利益，其多元治理體系成為學位學徒制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發展基礎。英國政府實施學徒制稅政策，形成多方參與的動力機制，同時打消企業為獲得專業性技能型人才而不得不提供實習場地的成本效益的顧慮；高校等機構參與學位學徒制，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并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學位學徒不需要繳納學費，且可獲得工資，順利完成學業后還可獲得學位并獲得就業能力的提升。
學習借鑒學位學徒制，重點需要明確學位學徒制相關主體之間的關系，各方主體執行學位學徒制的資格，學位學徒制標準開發者的條件，學位學徒制與普通大學在相同專業標準、教學模式、教師要求等方面存在的相同點和不同點等，進而形成多方主體的良性合作關系，促進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等值融合。
綜上所述，英國學位學徒制既實現了學徒制層次之間的銜接，又實現了學徒制與高等教育之間的溝通，這樣的制度設計既滿足了不同層次技能培訓的實際要求，又為學徒的繼續深造提供了可能性。多年來，以學徒制為抓手，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一直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內容。為落實《建議》《方案》《行動計劃》等最新要求，切實推進產教融合、拉近職業教育與勞動用工制度，勢必需要進一步通過高質量的學徒制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通過高層次的學徒制提高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進而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完善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適應社會需求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
（作者呂華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宗誠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博士后。本文系中國教科院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建國70年我國中等職業教育政策研究”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