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是職業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也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表征。然而，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研究還有待深化，實踐也處于探索階段，遭遇了一些問題，最明顯的困難是企業深度參與不足，影響了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進展。
認知原因是影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因素
2022年2月，教育部提出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臺開始建設，打造職業教育數字化“1+5”體系，即職業教育決策大腦系統和決策支持中心、專業教學資源中心、精品在線開放課程中心、虛擬仿真實習實訓中心、職業學校治理能力提升中心。一年來，職業教育戰線以內容為王、應用為要、育人為本，聚焦資源、應用和人才培養三個重點任務，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一個立體、豐富、智能的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臺已經建成，正在以數字化轉型驅動職業教育教學模式和治理方式的變革。
但是，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理念深受普通教育數字化改革理論的影響。普通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具有明顯的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特色，被視為當代數字技術與教育活動的結合。換言之，數字技術的應用主要改變了教學環境、教學技術手段乃至教學方法，但教育的核心要素——教育目的、培養目標、課程內容、組織形式以及教育的基本理論——受到的影響較小，基本樣態幾乎沒有發生可見的變化。
與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是直接連通工作世界的教育類型。數字技術催生的數字經濟已深刻改變了工作世界的圖景。數字經濟可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方面。數字產業化通常意義上指的是信息通信產業，而產業數字化是指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為傳統產業帶來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由此可見，數字化是當今時代人類工作方式的根本特征，它必然會迅速傳導至職業教育，驅動職業教育的辦學宗旨、培養目標、組織形式、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技術手段、評價模式以及教學環境等發生顛覆性的改革。換言之，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意味著一場深入骨髓的革命，它不僅要實現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更追求數字技術創造的整體教育價值，即追求職業教育系統性的變革，促使其形成具有開放性、適應性、柔韌性和持續性的良好教育生態。
職業院校無法獨立完成數字化轉型任務
與傳統的以身體操作為主的技術相比，數字技術是一種智力型技術，創新性強、專業性強、迭代升級快、較為深奧難學等是其重要特征。絕大部分職業院校教師所學專業不屬于高新技術領域，還難以有效掌握和運用數字化技術，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對于培養數字化生產所需要的人才力不從心，只好集中關注教學技術手段等維度的數字化轉型，盡量不觸及專業設置、課程內容等核心要素的數字化轉型。
職業教育對學生的動手能力要求較高，若缺失了真實的或模擬性的工作情境，他們學習數字技術會遇到極大困難。另外，職業院校軟件及硬件的設施設備無法與數字化生產企業同步，普遍存在陳舊滯后、數量和質量不能滿足要求等不足。
這些因素決定了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具有內在的悖論：一方面，數字化轉型是職業教育因應時代發展必需的革新，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機遇；另一方面，它也對職業教育傳統的價值取向和辦學模式帶來嶄新的挑戰，教師和基層管理者都需要接納并積極參與其中，職業院校需要更新觀念、破解諸多難題擁抱這一時代浪潮。換言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面臨諸多挑戰，這些不得不直面的困難導致職業院校無法獨自完成數字化轉型的艱巨任務。
高新技術企業參與數字化轉型必不可少
數字產業領域的企業廣泛、深度的參與是職業教育實現數字化轉型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些企業主要包括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行業的企業。這些企業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與核心，不僅是產業數字化的技術支撐和動力來源，更是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必須依賴的根本力量。只有依靠這些企業的支持，職業院校才能深刻把握數字化轉型的社會需求，精準厘定轉型的目標與任務，并解決師資、教學環境、硬件與軟件設施設備等方面的難題。
然而，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狀態迄今沒有得到根本改觀。數字產業的企業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風口上，參與職業教育更存在一些特殊的瓶頸問題。
政府部門應協調聚力，摸準這類企業對參與職業教育的關切點，采取有力措施滿足其訴求，從而推動他們切實、深度參與職業教育，為職業教育有效的數字化轉型奠定基礎。
（作者趙蒙成 系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